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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一套人的活动的目的论理论。
活动（energeia）的目的是幸福（eudaimonia），幸福的前提是独立，或者自主与安康（autarkeia）。
“幸福”
被特别界定为“一个活动”
。
④
亚里士多德伦理活动的目的论理论与柏拉图自身的观念紧密相关。
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在其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当中活动的存在。
①但他修订了柏拉图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德性需要活动，但一个人是有德性的，并不因为他的一个行为，而因为就其一生而言的一个判定。
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一只燕子并不能带来春天，也不能带来夏天。”
②但富有理智的判断与道德的实践，德性的这两个基本形式，却是个体为了获得完全的德性终其一生都要努力实践的。
因为德性的这两种形式都需要理智的形式，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其理论的限度之内将人描述为一个理性的存在物（ZoonLogi）。
这一描述在随后的哲学历史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正地说，随后大多数思想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回应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提问，其中包括笛卡尔、帕斯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他们都将人最终理解为一个理性的存在物。
但所有这些人都太过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人的理性总是与另一个基本的特质相关联，即人是一个政治的存在物（ZoonPolitikon）。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将重心从人的理性转向了政治层面，或者转向了一个在社会语境当中的活动。
实践（Praxis）与纯粹的理论（Theoria）对立着，它是仅以自身为目的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基于希腊城邦国家的特定形式，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实践。
在一个较为狭窄的意义上说，在城邦当中，实践是主人头脑中的自由活动，他与奴隶、女人和小孩相对立。
但亚里士多德也很谨慎地强调了政治的活动，或者做（doing），这些活动以另外一些活动形式为基础，如创制（poiesis），或者生产意义上的制作，同时还包括技术（Teé），它将带来操作性的技术知识。
例如，一个医生治愈病人等。
最初纯粹的沉思，这种人的活动的最高形式，以及整个希腊城邦自身的存在都依赖于其他活动形式，即那些用以回应人的自然的、生理性需要的活动。
如果我们在伦理和政治的文本中来反思人，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似乎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应该通过他所能够担当的——用当下的术语来说——理性的社会活动来被理解。
但这种活动较次级物种完成的做（doing）和制作（making）要更为广泛。
但是，如果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事物是其所是，在于其存在的形式转变成了其活动的形式”
，那么人的理论将会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存在理论的个案。
①同理，人的活动也仅仅是一个较为广泛的物种的一般活动中的一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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