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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被理解为某个事物，也可被理解为某个活动的结果，以及这一活动得以展开的既有环境。
如果关系是被动的，那么发展将或者是暂时的，或者是永久性的延迟，或者将受阻在其最初的阶段上。
因为正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能“再次占有”
（reappropriate）或者利用他的活动的产物一样，发展过程也在这一点上停滞了。
相反，如果这种关系意味着人能够积极地与其活动的结果相关联，那么过程将会继续下去。
因此，如果过程暂时被阻止，那是因为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处于被动的形式当中，如果要重新展开就要使关系富有主动性。
费希特和马克思依据各自的立场展开这一讨论。
关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问题在费希特的思想当中被转变为知与行的区分，或者设定与努力的区分。
正如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费希特认为这两个概念与他们相关的活动形式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他还强调，尽管生命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行”
要优先于“知”
，但“行”
却需要由知识来完成。
这转变成一个不太神秘的术语，意味着知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需要克服某个障碍，换言之，这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同样，尽管“行”
对于“知”
来说是必需的，但知识是进一步活动的前提条件。
这一原则同时运用在费希特理论关于道德和政治领域的分析当中。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让我们回想起亚里士多德，尽管道德理论在伦理学（Sittenlehre）中的展开毫无疑问带有康德的底色。
追随康德，费希特将道德的领域界定为个人的自我限制或者在其与义务的关系当中理性法则的自我设定。
尽管个人是一个意志性的存在，但有必要将个人的欲望放入理性的控制之下。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我们必须要假定一个人可以自由地以理性的方式来行动，即便这种自由并不能表现出来。
正如费希特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必须要预设“概念的因果性”
作为道德的一个条件。
①
费希特观念中的亚里士多德的一面在其关于政治的讨论中更为明显一些。
在此费希特不再满足于康德的观点，即后者仅仅满足于从道德戒律转向现实实践的形式上的可能性。
在费希特看来，政治是一门科学，他将弥补理性社会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断裂。
现在人类的目的是在其社会关系中能够获得现实的自由，因为“人类在世间的生命目的就是要以理性方式来自由地组织他的生命活动”
①。
因此，政治的角色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层面带来自由，而自由在道德层面上是仅仅被设定的自由。
我们在哪里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在《当前时代的基本态度》（Grundziigedesgegeers，1804）当中，费希特将人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作为当下社会语境的分析工具。
他宣称一般说来，人类历史可以基于一些基本的原则而被分割为不同的阶段，这些基本原则的实现在于人是否实际地拥有对他们的关系的理性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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