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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现在为了解决第一批判当中第四个二律背反，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主体可以从两个视角被考察：首先，就其作为物自身而言，他是“自由的”
;其次，就其作为表象而言，他是“服从于自然必然性的主体”
。
③根据这一建议，康德接着指出，如果将经验主体分别从本体和现象两个角度来加以思考，那么道德行为才是可能的。
解决这一方案的弱点在于，尽管康德将纯粹理性归入实践理性当中，并能够让人看到在一个单一的主体当中两者并存，但道德活动的实践可能性仍然不能被展现出来。
尽管作为本体的主体能够依据道德律而自由地决定其行动，但在此并没有什么能够保障行动的发生，而如果现象界遵从于必然性，人则不能自由行动，由此道德行为就仅仅被归结为纯粹实践理性。
的确，康德意识到了这一困难，早在第一版的《判断力批判》（1790）中，他一方面将判断力作为第三种能力加以讨论，另一方面又认定将人的多种能力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
①
康德由此迅速改变了主意。
在第二版《判断力批判》（1793）序言中，他运用了第三种综合方式来整合人的各色能力。
之前，康德坚持着他对人类主体所具有的现象一本体的分析模式，只是为了让理性的纯粹形式与实践形式得以共存。
但现在他附加了判断力，两种理性形式通过这种判断力被联结起来，由此特殊性被带入普遍性当中，纯粹理性，或者对特殊性的推演能力从属于实践理性，或者人的各色能力从属于形式规则。
如果这种讨论在这一点上看似是合理的，那只是因为我们必须直面道德行为之可能性的困难。
康德的策略在于诉诸目的论概念，用它来完成对自然现象的规范性阐释，尽管它并不能被设想为富有建构性的原则。
在康德看来，诉诸目的的策略与判断力密切相关。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假定，那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性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一讨论的范围之内，康德建议，通过假定在自然界中最终目的是存在的，道德决断以及道德行为之间的和谐一致才是可能的。
②
康德将目的论视为一个规范性的观念极富天才性，并影响深远。
尽管对这一观念的研究对当下的讨论似乎有些偏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观念只有与人的理论相关联似乎才是成功的。
康德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拯救现象”
。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需要以最小的代价附加第三种能力或者第三者，从而让理性的理论形式与实践形式并存，并相互关联起来。
但自然界中的目的如果没有诉诸先验原因，则并不能作为某种阐释性的假定被提出。
但随之而来的，正如康德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能力的综合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对某种神性的假定。
但与理性主义的后继者不同，在康德的立场框架内，康德并不能同时一边找到一个解围者，一边仍保持其理论的一贯性。
因为神性的存在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假定，它仅仅能够被毫无矛盾地加以设想。
由此仅就在理性界限内而言，仅就康德在其哲学当中为其自身所设定的界限而言，他不能展现人类各色能力的整合，由此也不能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主体的人的理论。
批判哲学最终走向了一个理论困境，在此我对它的讨论似乎过于冗长。
但有必要勾勒出康德讨论人的问题的基本框架，因为在后康德思想中，与此相关的讨论都不过是对康德的一种回应。
我已经指出，尽管康德的贡献在于用各色经验使人类的各色能力相关联，但他只有诉诸某个绝对的概念才能在关于人的本性的“机能”
视域中将不同类型的活动连接起来。
这一绝对概念在这一视域中并不能作为一个建构性的原则而被接纳。
这种带有反笛卡尔色彩的，并将人视为某种活动性存在的观念在后康德的德国传统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这不仅对于诸如叔本华这样立足于传统之外的思想者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其他人，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立足于这一传统之中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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