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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对费希特的研究有所复苏，但费希特作为介于《纯粹理性批判》（1781）第一版出版到《法哲学》（1821）出版期间最重要的思想者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而这一时期是整个哲学最为繁盛的时期。
我们不能忘记费希特是当时的青年学者，也是谢林和黑格尔所崇敬的著名学者，因为正是费希特从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推演出其理论的逻辑结果的，因此现在人们强烈地反对将费希特仅仅视为一个次要的前黑格尔的思想家。
这种对费希特的忽视在英语国家表现得最为严重，①尽管我们希望近来的翻译著作可以改善这一境遇，但即便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在完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我们仍注意到这样一种倾向，即学者们总是试图通过黑格尔的视域来看待费希特，这与通过马克思的视角来审视黑格尔一样，同样是不公平的。
②
正是由于黑格尔的原因，马克思也遭到了忽视。
而这一境遇绝非显而易见，似乎有大量的文献关注马克思的思想，甚至一个真正的马克思的“产业”
正在运行，它很容易被那些仅仅了解其思想之皮毛的人所接纳。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于，认同马克思思想的人很少，他们只是确证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
令人惊讶的是，某些学者基于黑格尔的影响，认为哲学终结于黑格尔之中。
如果哲学在黑格尔思想中终结了，那么随后的马克思思想可能是任何东西，但绝不是哲学了。
这一解释范例的出现源于马克思自身的著作。
对这些著作不够准确的解读，常常构成对其思想立场的误读。
例如，存在这样一个著名的评注，即认为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是立足于黑格尔的立场而得
出的结果。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将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另一类哲学（extraphilosophic）来加以看待。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一书中，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自夸，认为思辨哲学成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分水岭。
这种看法促使恩格斯有理由认为如果问题仍然存在，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只能在另一类哲学领域当中。
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哲学从对历史的阐释中驱逐出去。
马克思的立场不是哲学的，而是科学的，这是他与其他思想者的不同之处。
恩格斯的阐释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得到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改造。
尽管卢卡奇以各种方式批判过恩格斯，但他却完全接受并发展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与哲学以及马克思与哲学传统之关系的关注方式。
在卢卡奇看来，当代哲学的问题在当代哲学中无法获得解决，因为这一哲学所隐含的资产阶级立场自身存在着二律背反。
这些问题只能在另一类哲学视域中获得解决，这一视域承袭于马克思的理论，它的基本形式是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一卢卡奇的方式尽管僵化无趣，但却被广泛接受。
这一观念的错误程度与其传播之广泛成正比。
研习着马克思思想的历代学生们都隐蔽地假定他们的立场已经不可能是哲学，持这一想法的有：恩格斯和卢卡奇，马克思的另一些追随其方法的重要门徒包括科尔施，除了霍克海默之外各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以及晚近的阿尔都塞、萨特，甚至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哈特曼。
但这种路径是僵化的，因为他隐含着在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阐释之前预设一些未经证明的结论，这些结论来源于对黑格尔立场及其与哲学传统之关系的误读。
①
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会掩盖费希特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等性，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黑格尔式的解读会仅仅将费希特视为康德与黑格尔之关系的一种中介环节。
这种解读会将马克思的思想定位于哲学传统之外，由此这使得辨识非重要的哲学家与非哲学家之间的关系成了十分困难的事情。
作为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公认的非哲学家，费希特与马克思似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黑格尔在其思想中总结了其对哲学的所有贡献，但他很少关注人的问题，因此这也误导了我们忽视费希特和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贡献。
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立场缺乏对人的关注，这使得马克思趋向了费希特，并形成了哲学史上的一个反讽：一方面，正是黑格尔思想引发了马克思与费希特立场的平行关系；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思想同时成为遮蔽这种平行关系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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