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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同洛克莫尔教授将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内的一员的做法，因为马克思关注了这一哲学传统中诸多共同主题。
概括来说，在这一传统中，知识、自由与同一性问题是其关注的主要主题。
并且在理性相对成熟的意义上说，这一传统构成了对当时既存的粗陋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一种整合和超越。
从康德开始，哲学家们对它们的批判和超越就从未停止，这种超越意味着人类理性对片面性的拒斥，即哲学认识到不仅人类的理性具有强烈的自主性，能够发挥建构世界的主要功能，同时自然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世界。
康德的哲学革命在完成一种类似于主体性转向的过程中实现了这样两点设定，即主体的能动性与非**裸的经验的存在，因此世界只能是属人的世界，自然也只能是属人的自然。
哲学的关注点从康德开始不再摇摆于究竟应该从主观层面来看世界，还是应该从客观层面来看世界，而是转向了主客统一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以及属人的应然世界该如何构造的问题。
从费希特到黑格尔，基于意识哲学而展开的对同一性问题的研究正是在康德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来的。
当康德的建构论将认识的确定性寄托于先验范畴，并将物自体推入不可知之时，主观与客观的同一问题就转变为自我如何认识自己的意识问题（费希特）。
但当对意识的内在构造研究转向对意识的辩证发展的研究之后，历史性的维度就不可避免地被添加到这一哲学传统当中（黑格尔）。
马克思的哲学能够摆脱抽象的肉体的人的设定（如费尔巴哈），并最终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洞悉当下社会现实的本质，这样一种哲学转向的实现，在我看来，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演进的必然指向。
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从来不是**裸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意识[dasBewu?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意识与存在在属人世界里的一次和解，这一和解构成了马克思所讨论的“社会现实”
。
这一社会现实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与黑格尔对现实的理解如出一辙。
这一现实从根本上突破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但却没有突破黑格尔在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和解和同一的现实观念。
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中的社会历史视域同样是后康德哲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康德的哲学革命将哲学的问题纯化为人及其属人世界（现实）的问题，从费希特到黑格尔，这一问题获得了一个思辨的表达，但在马克思那里则获得了一个哲学—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当然对于现实的这种不同透视视角的差异是不能被抹杀的。
马克思和前马克思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什么能够对同样一个问题域给出不同的分析路径?
在传统的解读中，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要素被按照某种比例加以强调，马克思哲学似乎是这两种哲学按比例配制的结果，只是对于不同的思想者来说，配制比例不同罢了。
但显然哲学不是简单的相加，在有机整合当中，那些参与整合的诸多要素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被整合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是无法辨识的。
更何况马克思作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继承者，其思想有意和无意地混合了诸多思想家的思想遗产，致使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有机整合，这还需要从马克思的哲学中发掘其可能包含的其他思想遗产。
首先，马克思转向到哲学—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包含着对思辨哲学的拒斥，以及“唯物主义色彩”
的转向。
这种转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从人的现实的经济事实出发对人的劳动异化的揭示；另一方面，表现为在这一手稿中所强调的对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双重超越。
前者马克思得益于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后者马克思得益于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问题域的继承。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片面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自然主义）与片面的唯心主义（唯理论、人道主义）的扬弃，是自康德以来的一个理论主题。
但自早期费希特以来，对这种二元对立的超越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偏向主观观念论的路径，而经过了谢林的自然哲学之后，这种倾向得到极度的扭转。
在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当中，费尔巴哈的“感性”
与“对象性”
的话语方式当然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但作为一个已经在无意识中试图超越费尔巴哈的马克思而言，他为费尔巴哈的思想添加了更多的内涵，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表现在马克思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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