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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一段意谓完全不同的表述之后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但是，即便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对斯大林痛加批判之后，至少在苏联，统治秩序的原则结构以及使之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丝毫改观。
关于社会政治现状的辩证的辩护法取代了批判的辩证理论。
欧洲共产主义首先着手批判（由斯大林发展的）列宁主义理论的政治方面。
1980年夏，“独立团结工会”
在波兰的成立再次清楚地表明，官僚主义的一党统治仅仅是名义上的“无产阶级统治”
。
当时我试图指出，列宁期望工会既是新创立的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又是“工人的直接的、现实的利益的代表”
，这是自欺欺人的；因此，人们完全能够与列宁一道来接受独立工会的必要性。
这篇文章曾被视为波兰工会干部同党的领导层进行论争的理论助手。
这个论争的结果悖谬地证明了马克思核心论点的不可辩驳性，即统治阶级（这里是指波兰的当权阶级以及支持它的苏联当权阶级）从来不会主动下台。
与（几位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所持有的）有关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机构的合法性和有益性的洞见相比，权力的获得具有更强的鼓动性。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即便是团结工会，也对波兰社会危机的所有问题束手无策，尤其是产业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几乎不能在一个共同组织的范围内被克服（或者通过妥协来解决）。
但是，在一个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国度里，自由工会（不管它愿不愿意）必须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自由希望的承载者，从而发展成为反对统治精英的对抗力量。
针对我的“改变直至面目全非”
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具有不同分量的异议。
异议之一源自马克思传记作家之笔。
这些传记作家使人们注意到这个极度自信的人具有独裁者的性格特征，由此推断出，他的理论以及以这一理论为依据的党的领导和政府必然具有独裁的特征。
在我看来，这一论证并不具有什么分量。
的确，马克思本人很少妥协让步，特别是当他感到在思想上优越于他的那些批判者的时候（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但是，他的个性与他的理论洞见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撇开他与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者”
的斗争不谈（他确实一点也不宽容），那么在第一国际内部，他还是非常乐意与那些取向截然不同的党派代表进行合作的。
毫无疑问，即便在那里，马克思也深信，如果各国的工人运动接受了他的观点以及由之得出的结论（夺取政治权力以变革社会秩序），那么工人运动会发展得更好。
但他并不试图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当然，他也没有与此相应的权力）。
特别是恩格斯也反复强调，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服务的“科学”
，必须是自由的（也不受党的任何约束）。
另一点异议则探讨得更为深刻：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恩格斯亦是如此）对革命后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关心得太少，因而助长了他的理论中独裁结论的出现。
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政治上尚未成熟，而在低估国家及其自治功能的自由主义传统下，这一理论亦是天真幼稚的。
事实上，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
概念，还是对代议制民主制的轻视，都在苏联式独裁的政党专政的形成中扮演了灾难性的角色。
现在，我们虽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包括列宁，如果人们严肃对待《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话）都不曾想让这样的专制秩序长久存在，但这并不能避免他们（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实际助长这种专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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