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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是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而列宁的立场则稍显含糊。
关于列宁，罗莎·卢森堡无疑是正确的。
她指出，教育专制者是糟糕的教育者，他不是引导群众走向解放，而是以永久的束缚取而代之。
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方案的主要理论缺陷在于：他认为在消灭了（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根本的利益差别；或者说，这些利益差别能够以理性的、明白的方式得到平衡，而不需要那些按照民主方式谋求妥协的公共机构的介入。
以理性的、道德上认同的方式来平衡老年人与青年人、脑力劳动者与手工劳动者、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劳动者与尚未劳动或不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等等之间的利益，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在其他的社会政治体系中得到完美的解决，而认为它可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解决的那种假设，只能通过镇压一切合法的批判来得到维系。
在苏联式的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差别存在于当权阶级的特权成员（自斯大林时代终结以后，他们也作为个人安然稳居于独享特权的权力要职之上）和其他人之间。
这个阶层首先拥有政治、警察、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然后有赖于此，才又拥有了经济特权。
这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质区别。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决不会完全重合，毋宁说，经济权力导致了政治权力，而不是相反。
但在一些拉美国家，也存在着借助政治权力而实现个人直接致富的经典形式。
到目前为止，这种持久的、可遗传的个人致富形式在苏联式国家中或许尚不存在。
国家意识形态可能也像政治精英对集体夺权（一定程度的禁欲和团结是其应有之义）兴致勃勃那样，对此造成了障碍。
因此，安德罗波夫针对特权者的营私舞弊和骄奢**逸所做的斗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巩固当权阶级集体统治的手段。
类似的尝试无疑将会不断跟进，然而长此以往，将很难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平等。
随着每一种政治自由的废除，社会平等必然也会丧失。
不是“平等主义”
扼杀了自由（如西方一些思想家所断言的那样），而是自由的沦丧使社会平等再次成为虚幻一场。
除了这里所论述的问题，我在过去十年中主要致力于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难题的关系问题。
在一篇题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乐观主义与生态意识》的扩展性文章中，我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考察。
它不久会发表在我的新版著作《人类的幸存条件》中。
苏联精英的技术至上论所导致的对生态问题的茫然无知（这种无知只能逐渐地被日益增强的对这个问题之重要性的意识所取代）自然同样与苏联民主政治的极端形式化特征密切相连。
然而在本书中，为了避免论证过于繁复，我有意对这个主题不予讨论。
另外，不仅社会制度的竞争，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也造成了发达工业社会在生态方面的盲目无知。
此外，军备竞赛为精英们忽视已然错过的政策调整搞到了虚幻的、自杀式的无罪证明。
在民主制工业国家中以不同的音量发表言论的“新社会运动”
，同样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的一大挑战。
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的领导来说，新社会运动像为西方无限的工业增长而辩护的新保守主义辩护士一样阴森可怕。
伊林·费彻尔
维吉奥那（Viggiona），198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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