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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来说，如果重要的是揭示合乎理性的现实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再用已逝的、因而不现实的（拿破仑式）国家来作为证明这一事实的对象，而是必须转向他所处时代现存的、最进步的国家，至少就欧洲大陆而言，这个国家无疑是改革后的普鲁士。
虽然黑格尔还经历过七月革命，但是，显然只有重新指向法国，他的追随者才能对这一事件以及普鲁士日益增长的反动势力有所反应。
马克思为什么用一系列（仿佛是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取代了世界历史性的民族，无须在这一背景中给予阐释。
他关于阶级对理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见解，既是通过他所明确引证的同时代的法国历史编纂学（譬如参见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又是通过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增补的学说，恰恰是这两个理论的结合：那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阶级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它们源于与技术水平辩证相连的经济结构。
我们不需要对这些背景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因为这里所关涉的仅仅是勾勒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然而，就黑格尔早已研究了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特别是斯密和斯图亚特）并且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法哲学思想之中而言，这些背景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因此，格奥尔格·卢卡奇[11]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源于他对当时两个伟大的现实辩证过程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它们反映了斯密和斯图亚特的理论一样）。
于是，当马克思恰恰把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思维方式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时，他其实就运用了一种最初源于对相同的现实领域的观察与洞悉的方法，这样的背景同时就阐明了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然而，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联系这一点几乎同等重要的，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人类学的研究。
通常，人们只会在这里提及费尔巴哈的影响。
毋庸置疑，费尔巴哈因为抛弃了黑格尔的唯灵论而对马克思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人们却忘了去研究：在马克思的原则性结构中，有关人的图景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为黑格尔所认识。
另一方面，这并不涉及简单的马克思的“继承接受”
问题，而是涉及一种独特的改造与发展。
但这种改造与发展只有在黑格尔的人学背景下才能被充分地理解。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人理解为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必须首先把自己塑造成为它之所是。
但在黑格尔那里，人通过人而实现的这种人化过程再次被装进思辨神学的框子中，然后，起初表现为最初的纯粹动物式的存在的人类上升为绝对精神。
这样的一种上升被称为精神向自身的回归，因为一切现实归根结底源于精神，所以精神本身“处于自己的他在之中”
。
因此，一切表现为人的劳动的东西（逐渐的精神化以及通过神学和绝对知识而对一切现实的精神性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人中返回到自身的绝对精神的劳动。
但是，如果人们抛开这个思辨的框子，那么“劳动”
就表现为“本质”
，“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12]。
黑格尔认为，只有在劳动中并通过劳动，人类才能“确证”
他的自然优越性，也就是他的人性（=精神性）。
劳动的本质在于，一个人夺去了他面前的、仅仅在那里存在的方寸自然所具有的自然形态（否定了它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并用一种源于人的意志以及人头脑中的构想的形式取而代之。
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把这种人化过程限定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
在他看来，只有依赖主人、害怕主人的奴隶，才愿意并且能够如此广泛地压制他想径直消费自然产品的自然欲望，以至于他放弃了直接的满足，而只是单纯地加工对象。
[13]因此，这样一种加工首先并不会直接实现他自身的想法，而是实现主人的想法。
黑格尔做出这样的定义，即劳动是“被推迟的欲望”
，是被延缓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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