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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不过在代表“永恒真理”
的人如格洛普看来，这可能不算什么谴责之辞）。
把与黑格尔的实证关系看作马克思正统性范围的标准，这也是不允许的。
在这里，布洛赫没有注意到格洛普所一再强调的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对立。
在构想这种对立的过程中，格洛普在（右翼的）老年黑格尔派的意义上误解了黑格尔，并使之简单化。
正如格洛普所断言的，从原则上讲，黑格尔并没有从最高的观念原则出发来演绎现实，并从外部为它扣上（绝不是如此僵化地操作的）三段论的框子。
虽然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大量关于这种处理程式的实例，但这些实例却与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明确意图处于对立中。
黑格尔也想把辩证运动阐释成为事物自身的运动，他的认识立场也要求承认现实本身的运动和结构。
[98]因此，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国家法）的批判就是一种内在的批判，这一批判对黑格尔的理论与它自身的标准进行了比较，并且揭示出这一理论是如何落后于这种客观性要求的。
但是，当格洛普探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他却把自己大曝于天下。
我已然（例如在关于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段落中）指出，在恩格斯及其后继者那里，“革命实践”
这个概念获得了一种与它最初在马克思那里完全不同的意义。
它越来越与实验和工业的“实践”
相一致，这样的实践并不是原来的历史的革命实践，而是说，社会历史整体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它仿佛“在没有任何主体的情况下”
就被实现了。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认为与现代知识结构类似，那么实践也就不再与它处于辩证的统一中了（就没有理论的实践发生，没有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会按照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模式而被理解。
在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完全有意识地与自然科学的统治知识相等同了，因而也就与卢卡奇所期望的、其统治地位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清除的那种相同的意识形式相等同了，因为它在被运用于人类现实的过程中，必定导致物化和异化。
格洛普认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早已以一种抽象的方式非常醒目地出现在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了。
譬如，唯物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就在下面的话中指出一切理论都以实践为旨趣，‘现在，哲学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够运用预见到的影响来服务于我们，以增进裨益，我们能够依据对自身能力范围的认识以及我们的勤勉有意地促成人类生活的发展……科学仅仅服务于权力……’霍布斯也谈到了科学的社会学说的必要性，但他却把它非历史地理解成‘科学的道德习俗学说’。
但是，只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才使得理论与实践（在这一领域？——作者注）的结合成为可能。”
因此，对格洛普来说，培根与霍布斯所宣传的现代统治知识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
之间不存在什么原则上的区别。
由此，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水平，格洛普还揭示出在斯大林时代与实证主义的其他共同点（譬如关于科学的等级，苏俄哲学家科德罗曾以此为主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如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成其为科学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被随便什么样的人运用于随便什么样的目标，正如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科学见解一样。
确实，长期以来，自然规律的揭示并不能够决定人们对奋斗目标的选择。
人类实践并不能简单地被一个如此认识的理论所规定，它至多是教导我们，哪些手段会产生哪些后果。
但是归根结底，人们会问，预见到的影响应当用于增进谁的裨益，谁来掌握并阐释理论。
答案是：绝对的党的领导，基于一种不能被理性地辩护的信念，党认为自己是依照“劳动人民”
的利益而行事的。
但是，因为这一理论断言自己是科学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被允许去宣传一种背离基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所以党的领导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维护，而党的领导所受到的怀疑——它也运用了完全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信条（如大众心理学）的观点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了。
根据与应用于技术的自然科学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被解释成一种统治知识。
这种情况可以被归结于这一事实，即作为“权力工程师”
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阐释者更接近于这种思维方式，而不是更接近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阐释的、富有意义的思维方式。
但是，在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中一再出现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肤浅化的“唱反调的人”
，这也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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