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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希望按照斯大林主义宗教大会的方式来谴责黑格尔，而不希望对黑格尔进行历史的阐释。
格洛普与卢卡奇的对立的最终结果是，卢卡奇仍然不遗余力地去理解黑格尔，（以马克思本人为典范）去阐释处于时代和社会局限性中的黑格尔哲学，而格洛普则仅仅关心论战性地防御他所假想的资产阶级黑格尔派对纯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抨击。
当卢卡奇最终赞颂黑格尔的“现实主义”
，指出他放弃了以真正空想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时，格洛普便完全失去了克制，因为极端的（客观的）唯心主义如何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独自成为现实认识的前提条件，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当格洛普谴责黑格尔放弃了规范和道德批判时，他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此而言，马克思之所以最终把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的”
，就是因为它（与乌托邦主义者相反）放弃了从外部施加给历史现实一种评价。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在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同样，他也没有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阐释为资产阶级卑劣品格的结果，而是指出了这二者内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和暂时性。
因此，当卢卡奇从社会境况出发来阐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当他称赞黑格尔那已然具有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它与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非常接近）时，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马克思此前没有做过的。
但是，斯大林主义者格洛普却把在此期间的现实如此地简单化，以至于他只能更多地在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中考察思想史：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是进步的挚友，因而是善的；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是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因而是恶的。
[97]谁把唯心主义者颂扬为“现实主义的思想家”
，他本人就是无产阶级阵营中可疑的资产阶级同盟者。
但是，卢卡奇和斯大林主义者格洛普之所以对黑格尔的评价截然不同，其最终原因却在于他们对较新历史时代的意义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对卢卡奇来说，近代发展的决定性断裂在于资本主义的来临，正是资本主义使一切人的关系变成了以社会为中介的关系，从而使世界完全成为人（尽管目前来看是无意识地）所创造的世界。
与此相应，他研究了为什么能够在无产阶级中首先产生关于这个整体的恰当的自我意识，并且把从康德至黑格尔的伟大的古典哲学以及同样伟大的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阐释为众多伟大的（必然失败的）试图达到对社会整体恰当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尝试。
他指出了为何古典的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达到的顶点是关于社会的二律背反的意识。
黑格尔发现了对这种二律背反的最明晰的表达，因为他放弃了一切空想的解决方案（甚至放弃了对解决方案的呼吁），而仅仅在观念的彼岸思辨地消除了现实的对立。
对格洛普和苏联意识形态来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决定性的、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的历史事件。
在努力彰显这一事件的积极方面的过程中，一切可能使人想起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连续性的东西，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免了。
对1923年年轻有为的、满怀希望的革命者卢卡奇以及1956年作为反对派的波兰而言，并不需要强调对立，突出纯粹理论的差异。
他们所关心的是实现一种在实践中与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社会不同的社会秩序，它“通过实现人道主义哲学（抱负）来扬弃”
人道主义哲学（抱负）。
与此相反，苏联意识形态家所为之辩护的却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徒有其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追赶”
西欧以资本主义方式所实现的工业发展。
坏的实践的相似性要求更加有力地强调理论中的差异。
弗里茨·贝伦斯在他的文章《黑格尔的经济观与直观》中进一步扩展了卢卡奇的分析，他本人也像卢卡奇一样遭到了格洛普的指责：“在黑格尔哲学中附会了太多的马克思主义”
，因而没有看到将二人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
然而，格洛普却忽略了去研究在两位作家那里大量存在的、他们用以论证自己观点的那些论据和引文。
贝伦斯尤其以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为依据，它包含着马克思所不能知晓的黑格尔遗产中的大量笔记。
所以，卢卡奇和贝伦斯所断定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亲缘关系，丝毫无损于马克思的原创性。
他们只是指出，通过追溯黑格尔的思想内核并对之进行新的解释，马克思以天才的眼光再次使得在黑格尔僵化体系的重重包裹之下所掩藏的、最初促使黑格尔思想产生的一部分东西显现了出来。
如果说，马克思如此这般地来重新解释与批判成熟的黑格尔，以至于在他那里可以找到的思想进路也类似地出现在了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黑格尔的青年著作中，那么这并不是反对马克思的论据，毋宁说恰恰证明了他的天才阐释。
按照格洛普的看法，贝伦斯和卢卡奇使黑格尔过于接近马克思。
但与此同时，格洛普却认为布洛赫的错误在于他有意识地把黑格尔主义引入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之中。
由此，布洛赫使黑格尔具有了几乎“超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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