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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起来。
他显然认识到了以纯粹改变意识为目标的静观——当然也对个人的实践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与某一阶级直接转化为实践的自我意识形成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阶级具有这样的使命，它不再通过意识的改变，而是通过在历史中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存在来发挥作用。
但是，格洛普与青年马克思进行了论战，因为，作为一名已然成为极权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他必须为自己的职能进行辩护。
因此他写道：“哲学并没有借助它与实践的新的关系而扬弃自身”
，而是说，它借此而使自己“在对立中得到完善”
[101]。
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无产阶级集体行动（“革命实践”
）中并通过无产阶级集体行动而完成的哲学的“实现”
，而是哲学的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形式：“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哲学更进一步的、更高级的发展。”
[102]在所有强调内容差别的地方，这位苏联意识形态家恰恰否定了马克思所看到的决定性区别。
在格洛普这里——绝不仅仅是在他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了哲学的整合工具，它的任务是把科学知识与经验以及政治实践中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加工成一套统一的世界观体系，这个体系自然必须是“开放的”
，以便能适应当时的“种种需要”
。
这种务实的“开放性”
当然与布洛赫所强调的、马克思所梦想的实现自身的人类的创造性的开放与自由毫不相干。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个整合的世界观，恰恰符合全能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职能，这一世界观也在事实上为这个国家进行辩护，使之“巩固”
。
当今的苏联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哲学及其通过实现具体的自由而完成的自我扬弃，亦如今天的苏联国家与无阶级社会截然不同一样。
人们能够这样描述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一种新型的国家，但不是为国家的消亡作准备；一种“更高级的”
哲学，但不是实现在黑格尔那里终结的、只是仍然带有源于其哲学本质的局限性的那些希望；最终，公开声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但不是把人类从所有的意识形态幻想中解放出来。
人们自然能够把一切可能的东西都称为马克思主义，但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至少必须开诚布公地宣称与历史的马克思及其人道主义脱离关系。
就在方才论述的格洛普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德国哲学杂志》[103]编辑部在东柏林展开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关系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它明确选取了三组需要加以澄清的问题系列。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方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和反动方面；
第三，新近发表文章的优劣对错。
它们的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论述出自这一讨论主题范围内的那些问题（这首先就是指上述的卢卡奇和布洛赫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以及科尔纽和贝伦斯关于青年马克思的文章）。
因为杂志的编辑工作是由沃尔夫冈·哈里希以及与他结交甚笃的曼弗雷德·海尔特维希（Mawig）负责的，所以人们能够想到，格洛普的文章完全只是被树立起来加以讨论，以便使它的极端片面性受到尽可能广泛的批判。
两位“共同被告人”
科尔纽和贝伦斯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他俩在对格洛普那令人肃然起敬的目的大加赞许的同时，非常坚决地回击了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阐述以及他所做的批判。
虽然科尔纽在这个背景下也略微进行了“自我批评”
，但是之后，他就凭借他那过人的渊博知识，断然反对格洛普的黑格尔肖像，反对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设立不可逾越的高墙。
科尔纽在此尤其强调了黑格尔人类学对马克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阐述的那样。
虽然格洛普擅自断言，“黑格尔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的辩证法能够在随便一种关于现实劳动对人类历史作用的见解基础上建立起来，那就太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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