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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认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弊端比《资本论》还要引人注目。
这里，他把黑格尔主义视为一种“进化论”
，正是这种进化论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诱骗向一种灾难性的消极主义。
[127]幸亏列宁——阿尔都塞亦是如此——摆脱了这种影响，否则他既不能创立布尔什维主义政党，又不能夺取政权。
现在，人们自然能够就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
进行争论，而且刚好他的政党理论遭到其他方面的并非无缘无故的激烈批判。
但是，阿尔都塞恰恰断言，列宁正是通过使自己没有受到1859年那篇著名序言的影响，而成了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上，列宁一再引用这篇经典的序言，并且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一致赞成的辩证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优越性。
[128]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观恰恰不是纯粹的“进化论”
，而是强调矛盾，强调发展中的对抗，以及它们所有方面的联系。
要在阿尔都塞几处纰漏的背后发现他所受到的斯大林主义社会化的影响，并不是件难事。
譬如，他也像斯大林一样拒斥“否定之否定”
图式，并且可能受到斯大林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诱导”
而得出了他关于价值规律的看法。
如果人们把阿尔都塞的成就评价为：他试图对产自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做出如此全新的阐释，以至于它能够作为一门严肃的、有趣的科学学科出现，那么他可能当仁不让、实至名归。
另外，排除“意识形态的”
要素，确立“结构主义的”
马克思，把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学）割裂开来，以及构建马克思的认识论（并不等同于列宁的反映论），等等，都服务于这一目的。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中有所反映的革命后苏联社会的静态结构，似乎被阿尔都塞（凭借结构主义这个辅助工具）再次重建。
让-玛丽·布罗姆（Jean-MarieBrohm）看到了这种接近性，并且认为，“按照恰当的征候法，（阿尔都塞）讨论的核心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政治问题，而是关于认识论、语言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结构主义内涵等的问题。
这些问题与时代的一系列观点遭逢，这些观点在本质上围绕着‘人的灭亡’这一问题，同时又与‘结构’概念的胜利、与技术统治秩序的真正实现相联系……”
“拉康、列维-施特劳斯、福柯以及其他一些人都竭力去证明，主体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幻想，或者是未被意识到的种种（……）结构的神秘作用。”
[129]
在尝试把马克思解释为“独立于黑格尔”
的过程中，阿尔都塞起初提出了青年马克思从来不是什么黑格尔派的论断[130]：“所以，总的来看，广为传播的关于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是一个神话。”
倒不如说，马克思是康德派、费希特派，之后又成了费尔巴哈派。
然而后来，在马克思从来都不是黑格尔派之后——正如阿尔都塞断言的那样——他却自相矛盾地与黑格尔日益疏离、渐行渐远。
但是，反黑格尔主义的审讯官阿尔都塞最终还是在晚年马克思那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黑格尔主义残余。
所以，“认识论的断裂”
发生得越来越晚，据说最初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里就可能已然出现了。
结果，只剩下“不容置疑的”
《哥达纲领批判》和对经济学家瓦格纳的研究了。
阿尔都塞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有限认识，他煞费苦心地把早年马克思视为历史上落后的德国的值得同情的牺牲品，这些都妨碍了他做出更为恰当的解释。
因此，譬如在一定程度上把黑格尔“费希特化”
，这显然是趋向行动（至少是“批判”
）的黑格尔左派的典型特征。
但是，马克思却恰恰基于他对黑格尔更为恰当的理解而总是对费尔巴哈保持批判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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