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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例外是我对马克思的概念进行的解释，这些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意义随着不断改变的条件一再地发展变化。
生产方式的优先性以及社会经济矛盾的客观内容由于对异化的关注而受到了影响。
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它们全面地体现了它们的重要性，因此它们与其说被忽视还不如说是被关注不足。
因此，那些指责我没有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兴起的制度而给予更多关注、没有对促使一种社会主义解决方式出现的特征给予更多关注的批评者是对的，尽管他们依据的是错误的理由。
因为要澄清人的成本、资本主义问题以及在新的共产主义秩序下人的潜能，所以异化理论并没有提供一种用来理解历史变化及其相应结果的复杂动力学的充分视角，对发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也是关注不够。
如果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革命性批判而确定的模式之后）为了全面理解他的问题的各个维度而不得不把个人放在人类社会的中心，那么找到解决方案并协助其实现就需要有组织“事实”
的其他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中，明确关注这些被严重歪曲的要素——尤其是生产方式、客观矛盾和阶级结构——的理论是唯物史观。
不幸的是，对这一理论的大多数解释——既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者——完全贬低或拒绝了辩证法中的同一性要素，并将之降低到了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决定论表述当中。
如果异化理论对处于马克思的历史动力学核心地位的某些特征论述不够，那么唯物史观同样在对作为彼此独立和同一整体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同一性的论述上言不尽意。
通过让我们把马克思的不同理论理解为对同一理论体系的很多片面（在单向度因而是不完整的意义上）描述，并用一种彼此不相容的方式解释每一个理论，内在关系哲学对这种双重的歪曲提供了矫正。
至于唯物史观，它或许是在相互影响所占据的位置上最明显的了。
根据内在关系哲学，世界上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根据一个持续的、多维的相互影响构想出来的。
这并不排斥因果关系——其中在其他形式或功能发生变化时只有一个要素或者结构或者实践起到了主要作用——并且是限制它们。
不管任何时候，做出一个原因主张，相互作用的语境就限定了它被确定为是什么的可能性显然也否定了它是什么。
在本书中，我谈到了在把相互影响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中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马克思的因果主张。
由于我仅仅对其中包含的逻辑关系感兴趣，所以就没有讨论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除非它处在异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等构成形式当中。
根据相互影响的假设，唯物史观主要关心的是，像整个历史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角色发挥的实际作用。
在研究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的独特影响时，内在关系哲学也让我们警惕，不要把它的主题要素——包括生产方式——当成是既定的和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研究的主题是现实的人、人类历史的条件和事件，但是他在其中进行研究并记录了他的观点的现实要素被赋予了具体特征，并且正像我所表明的那样，它随着他的目的以及他的知识状态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包含着这些要素的概念可能在它们的意义上被赋予了一定的灵活性。
甚至是历史这个要素也经历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有时考虑的是自然历史，有时候是人类历史，有时候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时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根据这种社会的起源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来看，还区分了早期和晚期），还有时是发达的英国（或者法国，或者德国，或者荷兰，或者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历史。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其他重要因素的扩展所发生的变化依赖于为“历史”
构建的范围。
因此，历史（应被理解为自然世界的历史）中的人只能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对象或者自然存在物，它仅仅服从自然规律。
在被看作类历史的历史中，人被抽象为一个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人。
在假定的作为阶级发展史中的历史，人又被抽象为一个阶级存在——关于作为阶级这个维度的历史的现实主体。
在被想象为资本主义历史的历史中，作为一种在当下开始并不断后退的经历，人被抽象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这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的主题。
在被想象为近代英国（或者法国，或者美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历史中，人被抽象为特殊的国家、宗教、党派以及阶级派别，并开始取得为名字和住所提供正当性证明的特征。
只有在这种“历史”
的抽象层面上，我们才能开始谈论动机和选择。
正在决定和能够进行决定的那些类型的经济过程，以及在它们正在被决定的意义上受到了人在其中起作用的“历史”
的抽象水平的影响。
例如，在资本主义成为可接受的理论框架之处，对经济力量基础地位的信仰主要依赖的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详细研究，并承认马克思在这里发现的所有可以相互替代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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