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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一些新近的科学学科——例如信息理论和控制论（etics）——拥有“总体化”
的野心。
新实证主义结束了（或者它相信它结束了）是否支持严格事实发现的知识争论。
由于是在一个体系或者结构中被理解的，它所研究和理解的东西就被整合了；科学和科学家都合并和被合并入各个派别。
据说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社会将会被组织化、被系统化，因而被“总体化”
。
谁将执行这个任务呢？不用说，将会是国家和国家中的特殊群体——技术专家。
他们会成功吗？他们之间不是有分化吗？他们不是代表不同的利益吗？他们不会因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活动还是在“私人”
资本主义部门活动而相互区别吗？他们难道不会不解决旧的矛盾却又引入新的矛盾吗？在国家的合理性与技术的合理性之间（分析的、操作性的知识的合理性）存在完美的一致吗？我们不回答这些问题。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这个倾向导致了一种分散的意识形态，但只是部分地被表达出来。
难道被某些人指派给结构、体系和功能概念（它们有其有效范围，但经常被误用）的独有的重要性没有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吗？至少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我们将会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能够给这个似乎是因突变而产生的新社会一个名称。
我们应该如何称呼它呢？已经存在着许多建议：工业社会、技术社会、消费社会、大众社会、闲暇社会、富足的社会、合理的社会，等等。
每个名称都有其拥护者，并且都已被广为传播。
我们不妨简要讨论一下这些设想——因为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只是关于卷入了我们正见证的突变的社会本质特征的一些设想。
每一个设想都被总结为一个名称，都强调了某个特定的特征，并将其作为定义。
这种做法趋于掩盖其隐含着的假设。
我们不妨尝试揭示每一个设想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哪些被证明是成立的，哪些还只是推断。
工业社会？如果它意味着工业生产获得了相对于农业生产的极大优势，那么这个术语显然是正确的。
我们甚至必须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后于圣西门）强调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特征的。
它能否作为对当代社会或者说当代诸多社会的深度分析的基础呢？这样认为就会陷入马克思的方法论明确反对的狭隘的“经济主义”
。
局限于这个名称，就是掩盖不同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掩盖了源于它们各自历史的差异。
如果同意将“工业的”
这个术语应用于这些社会的类型或者类属上，这个类属包含的种就会有区别，并且对类属的排他性的强调会忽视种的差异，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诸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或诸社会主义社会）的差别。
尽管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多重的相互影响，但毫无疑问它们存在着差异，并且会被进一步突出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区别。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是如何引入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这种区分的。
在现代社会，我们目睹了显著增长，甚至令人惊叹的增长而并无发展的诸多例证。
马克思应该不会怀疑这样的现象，它是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的结果。
社会的（以及“文化的”
）发展只能来自于一种革命性的上升，它以灵活的机构、一种深层的民主和“从基层”
表达社会需求的积极地组织起来的网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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