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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的图景,但在他那里,改变的动力显然也是源于思想的。
在1845年费尔巴哈提纲
的第四条中,马克思再次像黑格尔一样从社会与政治世界的衰落过程中得出了反思(在这里是宗教意识:“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即被自我异化——作者注),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③为自己虚构关于彼岸的宗教意识,并以幻想的形式“期待”
彼岸的新世界(正如恩斯特·布洛赫会说的)并不会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被历史现实的自发运动创造出来,而是自觉的革命改造的结果。
于是,马克思接着指出,世俗基础必须因而“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
晚年马克思的全部科学工作都是服务于阐释宗教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
与政治统治之间的矛盾这项大业的,以便用现实的革命化的方式来开辟道路。
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马克思写道:“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④因此,马克思在形式上仍然继续接近于黑格尔的观点。
思想史与社会史齐头并进。
然而区别在于,马克思在“旧生活条件的瓦解”
的地方,为他所研究的那一历史时代(他仅仅彻底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以及它的独特发展规律)确定了特殊的、固有的发展条件。
封建社会被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瓦解,这最终可以归结于为现代自然科学所推动的优越的生产力;反过来说,现代自然科学本身又有赖于生产力的大力推动。
在黑格尔看来,如果把历史解释为世界精神超越特殊的民族精神的过程,那么历史就得到了阐释。
马克思则试图把时代精神理解为某个时代特殊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表达。
这种区别可以通过引导认识的不同旨趣来得到解释。
黑格尔想把他的同代人的理性思想与历史及其轮廓分明、清晰可辨的结果“调和”
起来。
这种调和不仅针对对所谓的“美好古代”
的复辟式渴望,而且针对那些想以主观专断的名义来批判并改变国家现实的人们的革命急躁情绪。
如果(客观的、理性的)历史现实能够被表述为理性的世界精神(神性的逻各斯)的产物,那么实现历史现实与(主观的)理性的调和就颇为游刃有余了。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引导认识的旨趣是改变现有的条件。
个人的理性(和阶级意识)不仅不应该与现实相调和,而且还应当意识到,大多数人民(与所有无产阶级)对人性的生活条件的向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针锋相对的。
但是从这一旨趣的立场出发,可以比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更为清晰地看到积极意义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
——这种联合能够使整个自然都服务于生产者的各项要求——创造了前提“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作者注),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
①在世界历史的这一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在此时才变成了世界历史),生产的现实主体是资本,个人必须像“依赖于”
资本的那些阶级一样隐藏在角色面具之下为资本效劳,即使是由行使职权的资本家所构成的那一阶级也不例外。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人对自然的统治必定表现为资本的普遍统治这一颠倒形式。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
而后又以误导的方式被变成历史阐释的万能钥匙,正对应着这个坚决的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内,“已被处死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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