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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卢卡奇写了一本书，尽管它冗长烦琐，而且过分表现出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尊崇，但它对西方读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益处。
①
卢卡奇所探讨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定位以及关于黑格尔思想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从黑格尔思想的最初表述一直到《精神现象学》，他都进行了研究。
卢卡奇想具体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形式、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起到了哪些作用”
，并想说明“这些矛盾在英国古典经济学中非现实的反映，这些矛盾在法国大革命中现实的爆发，是如何影响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的；哪种改变了的效应（不论好坏）造成了下面这一事实：法国现实中的、英国意识形态中的事件在经济、社会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之子的头脑中结合成为辩证的方法、唯心主义的体系”
。
如人们所看到的，卢卡奇的基本着眼点已然与斯大林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反动的、反革命特征的论点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了。
虽然他的观点首先针对那种把黑格尔视为“神秘主义者”
和“非理性主义者”
（格罗克纳语）的片面的“资产阶级”
论述，但这一观点却也同时摧毁了斯大林主义关于臭名昭著的反动派黑格尔的传说。
卢卡奇对黑格尔思想划分出最初的、共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希腊乌托邦主义”
能够直接与法国大革命的几处现象相比较。
不过，他的阐释的核心部分却是黑格尔的所谓“法兰克福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黑格尔脱离了他的乌托邦主义，并发现了一种与他所处时代相连的实证关系。
与关于这一时期的神学化解释不同，卢卡奇想首先把它理解为黑格尔对上升的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研究的结果，因为黑格尔恰好在当时借助于英国经济学文献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研究。
在法兰克福期间，黑格尔感到有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赋予他自身以与他的能力相适应的地位，并且设定了他在其中的角色。
在那里，他的乌托邦革命希望的破产决定性地促使并迫使他从现在起去寻找一个关于他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更为积极的观点。
如果说，黑格尔在他的青年时代（在他1800年去法兰克福之前）还是一个革命者或者至少是改良意义上的批判者和空想家，那么他对现实持现实主义的（但也是潜在的清静无为的）容忍态度的原因，就源自他的法兰克福时期。
但是，黑格尔的目的是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现实所具有的本质，而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帮他做到了这一点。
黑格尔传记学家罗森克朗兹（Rosenkranz）报道说，黑格尔当时就斯图亚特国家学的德文译本写了一篇“注释性评论”
，“其中”
出现了“大量有关政治和历史的伟大见解”
，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借助于贵族的热情、丰富有趣的事例，试图在竞争中、在劳动和交往的机械论中拯救人性，从而与人性的死亡进行斗争。
因此在所有接近现实的地方，人道主义的特征也并没有完全从黑格尔的思想中消失。
卢卡奇认为，正是在被深刻剖析的非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人道主义的人类图景之间的“张力”
中，辩证法应运而生。
卢卡奇通过黑格尔的“实证性”
概念以及他对这一概念逐渐变化的说明，详细描述了辩证思想的形成。
对青年黑格尔（1795年）来说，处于统治地位的实证的宗教（基督教）是一股应当加以斗争的、与生活处于敌对的对峙状态并压制生活的力量。
它暗地里与诸侯专制政体结成同盟，对群众的灵魂和肉体的现实需要漠不关心。
与此相反，古典时期的“人民宗教”
却表现为一种理想，它是自由共同体轻松的、自由的表达。
黑格尔对实证的宗教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现存国家的态度完全是普遍拒斥的，他在原则上把这一图景与人的自由活动生硬地对立起来。
与此相应，他也只是期待返回到古代的直接性，返回到市民和城邦的质朴的统一，从而克服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共同体的灾难性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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