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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但是现在，在时代的风潮之下，哲学却被所谓的“科学”
排挤掉了。
①自我意识与事实的相互渗透问题被解决了。
一边出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另一边则出现了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
。
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意识被物化、异化为世界观的形态，这仅仅反映了组织的严明秩序以及权威的领导等级制的发展。
这种秩序的每一次巩固加强，也必定导致意识形态的凝固僵化，但反过来讲，在更广大的党内民主制中，统一的世界观轮廓就会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识，而无产阶级的历史文化差异性就会表现出来。
恰恰在伟大高贵的无产阶级尚未出现的地方——特别是在现实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消逝之后——辩证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僵化得尤其严重，这一点绝非偶然。
随着等级分明的党组织的建立与僵化，恩格斯的学说亦得到了扩展，从而再次绝非偶然地具备了“经院哲学”
的一切特征。
对恩格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阐述论题的坚持——与最初的意图相反——导致了无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庸俗化，于是上世纪那粗陋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保存了下来。
达尔文的发展学说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就被恩格斯等量齐观、同等看待了。
①因此，关于不以人为转移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与改变无产阶级本性的自我认识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消失不见了。
恩格斯的理论从一种想通过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现实形成来“实现”
自身的理论中，发展出了无产阶级所应该“具有”
的“世界观”
。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镶嵌到无所不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为物化的意识形态的组成要素。
革命的世界观与政治实践一同出现，而且通常同后者处于异己的对峙状态。
卡尔·考茨基可能既是这种世界观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代表人物（直至1914年列宁都承认这一点），又是日常政治斗争中彻底的修正主义政治家。
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许是一种组织上的需要，但却绝不是为实用观点和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政治的必然前提。
显然，这并不能阻止列宁和斯大林在相同的世界观基础上去创立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这与他们对俄国形势各种需要的认识相一致）。
如果说，在考茨基及其追随者那里，意识形态服务于安抚革命的良知，那么在列宁特别是在斯大林那里，意识形态却成为对他们各自政治行动的辩护。
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实际功用并不符合被它所断言的意义——成为政治决策的科学基础。
与其说，使列宁与考茨基及其追随者相区别的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倒不如说是他的政治洞察力、天才的领导天赋以及能动的革命创造意志。
就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一批思想家就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得出了新的见解。
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①的天才性尤其体现在，他在对青年马克思最富启发性的文章《国民经济学和哲学》②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惊人地接近了马克思在其中所发展起来的考察方式。
当然，作为其思想源泉的资产阶级的黑格尔复兴运动，也促进了这样一种思想进程上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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