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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国家的存在永远意味着不自由。
然而，即使对统治阶级自身的成员而言，完全的自由也是不可能的。
作为与其成员相对的特殊权力，国家对该阶级的每个成员来说代表着平均的阶级利益的统治，因此，国家绝不是个人统治的表现。
个人只有在它作为阶级成员的这一属性中，即在它偶然的、有限的，而不是人性的、广泛的现象中，才能参与共同体事务，并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
①
因此，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个人与共同体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个人只能作为它的类（它的阶级）的抽象样本而与国家相等同。
因此，如果人们想把国家理解为它的成员均享有自由的这样一个共同体，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国家”
就是一个矛盾。
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统治秩序。
这一点也适用于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它会随着无阶级社会的建立而自行消亡。
只要国家存在，社会中就不会有完备的自由，如果有了自由，就不再有国家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①中就已然赞成这种立场。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具有约束力。
然而，如果认为，每种国家统治秩序的实行都伴随着不自由，因而完备的自由只有在国家消亡的未来社会中才有可能，那么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即对如今已然成为可能的自由形式嗤之以鼻，同时，不再努力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国家独裁的侵害。
为了实现（作为统治之消亡的）自由，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建立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与所有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如此完满的利益和谐，以至于不再需要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的特殊形态了（因而也不再需要国家了）。
②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构想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在于，它认为，国家消亡、统治消亡的状态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阶段之后、在“历史的终结之处”
才能实现，这个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
由于这二者都把自由看作统治的彻底消亡，因此，在实现这一理想的针锋相对的方式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一再出现激烈的争论与斗争。
与马克思关于符合其类本质的个人的“具体自由”
这一理想相比，自私成性的资产者的自由主义自由（这种自由通过“人与人的分离”
而在一个不受共同体影响的活动空间中得到实现①）以及公民的抽象的民主主义自由，看起来都是多余无益的。
这些自由形式（它们无疑不很完备）的贬值，很可能在今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实践认识及其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多年了解，使得其晚年著作特别是给德国同志（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书信——与早期著作相比——表现出了对民主主义机构更多的理解。
在1886年1月2023日致倍倍尔的信中，他写道：“你不应错过机会去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在德国的环境中生活，对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精神压抑，弄得他的眼界很狭窄，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应该至少有时到国外跑一跑。”
①1887年8月13日，恩格斯谈到英国时说“这里的空气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自由的空气”
②。
同时，恩格斯提醒倍倍尔，要赋予“社会主义科学”
以必不可少的自由，否则，它就“不能存在”
③。
毕竟，下面的提示听起来更具现实性，“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
如果党的领导妨碍《前进报》编辑部进行自由的讨论，那么“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
。
因为，在英国，“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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