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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就是说，第一，所谓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榨取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的经济形式，就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植根于物质生产中，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entspricht），并对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发生反作用。
第二，生产关系既是经济结构的基础，也是政治结构和国家形式的基础；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对于政治结构和政治关系具有决定作用，无论这种政治关系表现为主权关系、统治关系还是依附关系、从属关系。
第三，在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历史发展等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即使是本质相同的经济基础，也会在现象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只有理解了那些起中介作用的因素和环节，才能理解外在形式上的这些变化和变异。
以此来看，从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决定论观点和立场在马克思那里是始终不渝的。
[6]
3.然而，从当今国内国际学界来看，“历史决定论”
名声不佳、备受诟病，人们将之解读为单线论、机械论、进化论、目的论、欧洲中心论乃至宿命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国外，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旗手卡尔·波普尔把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或historicaldetermination）与历史主义（historism）联系起来进行了全方位批评。
[7]在他看来，“‘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
[8]。
简言之，历史决定论就是试图在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预测的哲学方法。
这一方法对从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产生了“持续而有害的影响”
。
但是，对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方面，“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
[9]另一方面，“重复性”
是任何预测的前提条件，而历史过程是“独一无二”
的，“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
。
并且，“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
。
[10]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获得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即使有这样一种假说也无法加以验证。
因此，“历史假说向来不是全称命题，而只是关于某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的事件的单称命题”
；历史科学的特点恰恰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
。
[11]
在国内，一些学者则把“决定论”
与“非决定论”
对立起来进行批评，他们指出，如果说非决定论是一种“行动者逻辑”
或“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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