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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这里，贡斯当对人的自由的历史性解读是显而易见的。
单就古代人的自由而言，第一，这种自由与分享社会权力相联系，而分享社会权力又同参与政治生活相联系。
第二，政治参与意味着自由，与此相应，从事劳动则是在与必然性打交道。
第三，奴隶是不能分享社会权力的，他只能从事劳动，因而是不自由的。
对自由与劳动的关系的这一诠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正如马克思批评亚当·斯密时所指出的，无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联系，把劳动与自由对立起来，劳动意味着不自由，自由意味着不劳动，这是偏颇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并且，无论是以赛亚·伯林还是贡斯当，都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自由的决定和制约作用。
一方面，“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
。
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
另一方面，“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系。
因此，把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自由诉求；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就是人的自由的发展。
[33]当然，马克思的“自由个性”
概念具有多重含义，除了共产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外，还有其他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
如与“自由竞争”
相联系的自由个性概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5][英]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高湘泽译，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6][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1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7][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94～9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有趣的是，在2005年海尔布隆纳去世后的第六个年头，其另一部著作的合著者威廉·米尔博格在面对“2008～2009年大衰退”
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却用一组足以推翻海尔布隆纳的论点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引爆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与家庭债务”
。
据美国“男性工人的中等实际工资”
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工资有波动（经济扩张时期工资一般都上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2010年，工资一直没有上涨”
。
而工人工资收入近40年停滞的一个结果，便是“家庭借款的缓慢稳定增长”
，并且，“这些借款被用于购买住房和一般的消费品需求”
。
（[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179～180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8][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113、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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