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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工人需要雇主来获得其生计，就如后者需要工人来完成其生产一样。
与其说这标志着阶级的终结，毋宁说实际上是阶级关系从此侵入到生产的核心”
。
[15]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阶级斗争的情况看，“阶级分化社会的阶级斗争尽管可能残酷，但通常仅仅是一种零星的现象。
反抗地方军阀、地主，或者反对国家官僚的农民起义尽管可能造成各种各样的对抗和变动，但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却成为生产组织积重难返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把‘劳动者’完全化约成作为榨取剩余价值关键要素的‘劳动力’上”
。
这样，“在阶级分化社会不具有核心重要性的阶级冲突（从‘不对称依赖’条件下阶级利益的长期对立的意义而言）和活跃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核心”
。
[16]这就是说，在阶级分化社会中，阶级斗争零星地进行并且与生产过程没有本质性关联，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常规地展开并且构成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
第四，与上述种种情况相联系，阶级社会中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阶级分化社会。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是如此的特殊，它们还牵涉到一个此前社会从未出现过的将‘经济’领域与其他制度分离开来的过程”
。
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经济领域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形成制度性分离”
。
这是因为，由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并“没有与公社组织明显地分离开来”
，而公社组织的权威要依靠暴力手段来支撑，所以，这些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经济’领域”
，从而也就谈不上经济领域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制度性分离。
[17]他援引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为佐证：“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18]吉登斯从“社会控制”
的角度指出，在阶级分化社会中，劳动纪律“以威胁使用暴力作为直接后盾”
，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不然。
“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主并不是各种暴力手段的直接拥有者，它们通常集中在国家的手里。
雇主对工人的控制主要基于后者的一无所有：为了维持生存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
在其中，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
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成为“‘经济’与‘政权’（polity）之分离的内在组成要素”
。
因为，“劳动契约对于劳资双方来说都是‘自由的’，它所涉及的仅仅是经济关系”
。
[19]
由此可见，吉登斯所说的“经济”
和“政治”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离，指的是“暴力”
与“生产”
之间的分离，暴力手段主要集中在“政治国家”
的手里，资本家阶级控制生产过程和管理劳动依靠的是具有纯粹经济性质的“劳动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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