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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吉登斯讲得非常明确：“我坚持认为，经济与政权的分离涉及我前面所提到的现象：将对暴力手段的控制从阶级剥削或者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轴心原则中驱逐出去。
坚持契约自由和更加广泛的资产阶级一直为之奋斗的各种人类自由，与以垄断暴力手段为支撑的‘公共’权威存在着制度性的区别。”
[20]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主控制劳动力的主要手段在于工人必须拥有某种形式的有报酬的职业才能维持生存，以及通过监控来维持工作场所中的纪律。
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长期阶级斗争的两个主要场所：一是围绕劳动契约的条件而形成的斗争；二是围绕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形成的斗争”
。
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一方面是分析‘管理’兴起的关键，另一方面又是分析劳工运动发展的关键”
。
[21]
当然，吉登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与暴力之间的联系。
因为，尽管说“与剩余产品的剥削相比较，在资本主义劳动契约和剩余价值剥削过程中，雇主无需涉及暴力手段的直接控制”
；但是，“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巩固的间歇阶段，雇主的确经常诉诸传统直接控制的方式以维持其剥削的过程”
。
不过，在他看来，这种联系并不具有“必然性”
，因为暴力仅仅是发生在英国资本主义个别时期的一种偶然的手段。
“英国所发生的情形并不必然会重现于其他的地方，作为这里所描述的各种变化的先驱，它向工厂生产过渡的情形当然有着许多特殊之处。”
可见，英国资本主义与暴力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特殊的情形”
，这一问题从各个角度来看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都是极为重要的。
[22]
不仅如此，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意味着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和阶级剥削不再依靠“国家政权”
或“政治暴力”
，而是依靠劳动契约来组织和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国家完全超然于经济过程之外，不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
在此意义上，吉登斯认为：“即使在19世纪英国‘古典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与政治也没有完全彼此分离开来。”
恰恰相反，“从特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地整合在了一起”
。
因此，吉登斯承认“‘经济’、‘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
有鉴于此，他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和政治与其说是一种“分离”
（separation）关系，毋宁说是一种“隔离”
（insulation）关系，其含义是“通过切断工业冲突与国家中的党派斗争的联系，使资本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保持‘非政治’的性质”
。
[23]
围绕上述问题，吉登斯还从“时间”
“城市”
“国内关系”
“国际关系”
等多个层面具体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断裂”
，即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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