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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就是说，在劳动契约和交换关系的层面，尚不足以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区别开来。
其结果，要么像蒲鲁东那样，“抓住交换价值本身的简单规定性，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比较发达的对抗形式”
，“要求资本不应当作为资本存在”
，即把资本主义拉回到简单商品生产的阶段；要么像吉登斯这样，用基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平等和自由来掩盖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用这个使资本不能存在的过程”
来“替资本辩护”
，证实资本存在的合理性。
[40]马克思则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立足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具体而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契约精神的虚伪性与历史局限性。
从“暴力”
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指出：“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
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
[41]这里，马克思与吉登斯一样，承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经济关系的强制来实现的。
与后者不同的是，马克思既没有否定资本统治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将这种联系归结为一种外在的偶然性。
因为如所周知，“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而正是“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
。
[42]仅就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方法而言，它们包括“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
，等等。
[43]其实，既然吉登斯承认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离不开国家权力的干预，那就不能否定暴力与资本统治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性和必然性。
因为，“国家权力，也就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
。
在现实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
。
[44]
另外，吉登斯用“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
，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分离，可以说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意思。
因为在这里，“无机自然条件”
指的就是“土地”
，马克思要说的是，资本主义使得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即土地分离开来，这与吉登斯所说的“经济”
与“政治”
之间的分离没有任何关系。
其四，不能割裂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延续”
和“断裂”
的辩证关系。
历史发展是共性与个性、联系与差别、延续与断裂的辩证统一，既不存在无断裂的“延续性”
，也不存在无延续的“断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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