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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研究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物质变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自然和物质世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批判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所谈论的自然不是处于人类实践中的历史的自然，造成了自然、实践和历史的分离。
他们强调的是在人类实践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为了说明《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福斯特批驳了那种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就将他们看作是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因为这一观点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批判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夺了无产阶级的空气、清洁和真正的物质谋生手段，造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既反对了那种认为不应改变自然的原始状态的“感伤主义”
，同时也要求应当维系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关系。
针对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充分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并把生态矛盾作为反对资本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因素予以考虑的指责，福斯特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没有像绿色理论那样指向保护荒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忽视生态问题的技术决定论者，因为他们肯定科学技术的作用是以遵循自然的规律为前提的。
同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异化和生态矛盾，保证人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其次，福斯特论述了马克思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反思，既揭示了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以及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揭示了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中心思想是自然界存在的生存竞争导致了生物的进化。
在达尔文看来，生物繁衍后代并不是简单地复制物种的原始形态，而是通过遗传和变异使后代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只有适应了自然界生存竞争的物种才能生存和进化。
达尔文进化论坚持所有物种都是可变的，强调自然选择是物种进化的根源，打击了神学目的论关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根据某种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所有物种之间都存在不可超越的界限的教条。
德国思想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达尔文关于物种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思想的影响下，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有机体形态学》一书中创造了“生态学”
（ecology）一词，并把生态学看作关于各种有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生态学思维方式的初步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在自然历史领域中给神学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同时认为进化论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历史”
基础，使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联系更加紧密。
马克思、恩格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下，建立了以“劳动”
为基础的人类进化理论。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达尔文进化论直接运用于人类历史领域，因为他们强调人类史和自然史是存在区别的。
这种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则不是由我们创造的。
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进化的历史，他侧重考察的是动植物在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器官是如何形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人类进化不得不追踪人类工具的发展，工具的重要性要远远地超过化石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工具代表了人类生产组织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关系的进化——就像动物的器官代表着动物已经适应了当地环境的器具一样。”
[37]而马克思研究的是作为人类生产技术的生产工具的发展史。
之所以研究人类社会必须研究生产工具，是因为和动物运用自身器官作为生产工具不同，人类的生产工具是通过工具的社会生产而产生的。
马克思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工具的发展，区分了“自然技术”
和“人类技术”
，强调“制造工具”
是人类的特殊能力，进而得出“制造工具和劳动”
是人类的特性，从而为他论述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然和社会物质变换理论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被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恩格斯不仅把“劳动”
看作是从猿到人转变的秘密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而且正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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