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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生态理性所支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而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而生产最具使用价值和耐用的产品。
因此，只有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保证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反对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强调必须使资本主义国家和权力关系民主化，使工人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和生产管理过程，实现生产和管理过程的“非官僚化”
和“分散化”
，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倡导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因此他们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生态学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他的想象。
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
但是，暂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并非不可企及。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关系。”
[40]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应当把绿色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上述思想。
如奥康纳在分析生态自治主义关于“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
的生态政治战略时指出，这一生态政治战略可能导致自我欺骗，因为它并没有意识到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激进主义者（红色）重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而忽视社会和自然间的关系；绿色主义者则偏爱后者而使前者受损。
……如果把‘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颠倒过来，那么，绿色主义者可能就更愿意向一种全球政治学的方向去发展他们关于环境的破坏和重建的讨论了。
很多地方性都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碎片……这样，绿色主义者就可以不用在全球与地方之间持一种二元论的立场了，相反，他们就可以去试着把握地方性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了：地方性不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它也是同国际经济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
[41]奥康纳在这里实际上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者应坚持“全球性地行动，地方性地思考”
的原则，因为地方性的生态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分工的结果，只有通过全球性行动，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生态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同生态危机理论结合起来，强调“考虑生态技术集中的问题不能脱离官僚化的政治社会问题”
[42]。
戴维·佩珀更明确地指出，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他们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断定是紧密相连的。
“社会主义者认为，现行的生产关系是阶级的关系：实际上，整个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来源，而且，这些又导致生态掠夺和破坏。
真正的、后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将是无阶级的社会，而当这种社会实现时，国家、环境破坏、经济剥削、战争和父权制都将会消亡，不再是必需的。”
[43]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求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在生态价值观上反对生态中心论“假装完全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难题……但是，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动，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
[44]。
因此，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树立生态中心论的环境道德价值观，恰恰相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环境道德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
[45]。
但是它和那种偏执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是不相同的，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
[46]。
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设计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受广告支配的消费作为人们实现满足的主要形式，以新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实现人和自然共同协调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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