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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
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本质绝非仅仅是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
生态危机虽然以人和自然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则表现的是人与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和危机。
同时，生态危机表征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出现了危机，而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注定不会成功。
事实上，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是同一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又通过殖民活动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
资本在当代又通过全球化运动，不仅利用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而且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进而转嫁生产垃圾与生活垃圾，造成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
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使得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既不可能找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不可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
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是在借鉴或认同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然也具有上述生态思潮所具有的缺陷。
不仅体现在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过于关注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维度，而相对忽视对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研究，其结果是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危害。
具体说：一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无法建立起真正起到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仅仅寄托于人们生态道德境界的提升来展开生态文明建设，无法保证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们实践行为的底线；二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政治维度的研究，认识不到我国的生态问题的产生不仅与我们的认识水平、发展模式的缺陷相关，而且与资本的全球化、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不改革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难以真正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三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经济维度的研究，认识不到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进而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与发展对立起来，难以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起到真正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应当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应当实现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转换。
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就是要摆脱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
和“现代主义研究范式”
，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
；所谓价值立场的转换，就是摒弃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西方中心主义”
的价值立场，代之以立足于捍卫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和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的价值立场。
与“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
和“现代主义研究范式”
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探讨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
强调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以人类与自然危机为中介表现的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要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前提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这就决定了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核心是要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解决“环境正义”
问题。
与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西方中心主义”
的价值立场不同，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方面应当立足于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应当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根据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责任和不同民族国家的现实能力，遵循“共同但有差别”
的原则，把促进全球环境治理、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和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具有地区、特殊维度和全球、普遍维度有机统一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二是应当重视和深化对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并由此建立能够切实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生态法律制度和生态法律法规。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当包括严格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考评体制以及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变革，从而保证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是应当重视和深化对生态文明的政治维度的建设，核心是使由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逐渐民主化，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在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基础上，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真正实现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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