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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整个地球共同体看作是由诸多小共同体组成的，如何保持这些共同体之间的有机关系，从而保证地球共同体整体的和谐协调，这是有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难题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也正因为解决不好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导致了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看作是脱离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共同体的本土经济，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脱离全球化的地方生态自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普遍和特殊、全球和地方维度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分析生态问题存在着以奥康纳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以福斯特为代表的哲学研究范式。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是“生产条件”
，其特点是仅仅把生态问题看作是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经济危机，缺乏从人的生存这个更一般的维度的高度探讨生态危机问题，无法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则是“物质变换裂缝”
，其特点是不仅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看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创立了以探讨人与人、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
秉承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学者就生态危机的根源、本质和解决途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奥康纳阵营和福斯特阵营。
奥康纳阵营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学思想的缺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构，开启其生态视域；而福斯特阵营则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只要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解读、挖掘和整理，就能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
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促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而且也凸显了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第二，在如何实现生态政治变革这一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绿色思潮提出的“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
，认为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
，而且要“全球性地行动，地方性地思考”
，并最后达到“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
[9]。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地方性的生态危机都与资本的全球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在本质上就是特殊与普遍、地方与全球的关系。
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批评绿色思潮看不到地方性的生态问题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地方性”
思维转向“全球性”
思维上来；又批评社会主义者只注重社会关系的改造，而忽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只有看到全球权力关系对地方生态问题的决定作用，并使生态运动的斗争对象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某一具体机构，而是针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生态政治运动才有可能成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特殊和普遍、地区和全球维度关系问题的思考应当说是深刻而准确的，但在实践中如何从地方的特殊维度上升到全球的普遍维度，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则是他们理论的薄弱环节。
第三，正是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能正确处理普遍和特殊、全球与地方维度的关系，导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衰落。
大致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斯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形成时期、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时期和以奥康纳、福斯特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时期的发展过程。
其理论主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政治转型的探索，应该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熟的理论形态。
但是，伴随着生态问题从传统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主题发展到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更一般、更普遍的问题和环境正义成为生态运动探讨的理论主题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难以找到支撑其理论发展的现实力量，更难以找到分析环境正义的学术资源，而逐渐走向理论上的沉寂与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不能很好地解决特殊与普遍、地方与全球的矛盾关系问题。
可以看出，普遍和特殊、全球与地方维度关系问题是生态文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生态文明理论是否具有科学严密性的发展结局，而且关系到生态文明理论是否能真正落实于实践中，指导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这就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正视和科学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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