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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方面来说，卢卡奇提出“总体性”
范畴，其目的是要在理论上解决近代哲学所存在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二律背反”
问题，同时对抗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经济宿命论。
在此而言，“总体性”
范畴的提出和阐发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但是，卢卡奇在对这一范畴进行具体阐述时，由于深受黑格尔哲学所固有的理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这一点既表现在他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前后一贯的统一整体上，也表现在他对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的追求和设定上。
就前者而言，卢卡奇认为历史的存在和发展过程是一个紧密相连并存在着统一意义的整体。
也就是说，历史尽管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尽管人是历史的中心，但是，在整体上，历史的运动仍然遵循着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客观性”
。
这种客观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的客观性”
上，“这种制度首先对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加以控制，接着进一步对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加以控制（因此也包括人同自身及同自然的关系等等）”
[57]。
既然如此，所产生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协调这种“历史的客观性”
与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之间的这一矛盾呢？如果历史运动遵循着一种“客观”
的、“整体性”
的规律，那么，人的自由创造性究竟还能占有多大的空间呢？面对“整体性”
的“客观”
历史，人，包括卢卡奇极为强调的阶级意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很显然，在“总体性”
这一范畴里，卢卡奇很难对此矛盾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就后者而言，卢卡奇强调通过“总体性”
这一概念，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分裂成碎片的物化状况，实现人的“总体性”
生成，正如前面论述过的，这无疑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但是，与人的“总体性”
生成内在相关的一个问题便是：历史是否可以达到克服一切异化的终极状态？假使人果真达到了克服和超越一切异化状态，历史是否还会继续向前延伸？历史是不是会因此而达到一个“至善”
的境地而无须发展了呢？面对这些问题，卢卡奇将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当他批判黑格尔在巨大的历史感后面所蕴含着的“非历史”
性时，他自己其实也表现出一种潜在的“非历史性”
倾向（至少在理论逻辑上暗含这一倾向）——历史必须和应该在某处终结，历史可以达到一个完美至善的境地。
十分清楚的是，以上这二者所表现出的整体主义在根本上是与辩证法的理论本性相冲突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是辩证法的理论特质，而批判性和否定性则意味着对“矛盾性”
“开放性”
“生成性”
等无条件的认同，而整体主义倾向正是与辩证法的这些特性相背离的，或者说是“反辩证法”
或“非辩证法”
的。
这一点在深层所表明的是一切理性形而上学所共同拥有的理论矛盾和思想困境。
卢卡奇发现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渊源，这是他的重大功绩，但他又过分依赖于这种渊源，这致使他难以彻底摆脱理性形而上学的束缚，从而造成了他的重大思想局限。
在此方面，与其后的阿多诺等人相比，卢卡奇在理论彻底性和深刻性上显得要逊色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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