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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解决辩证法的真实基础这一课题，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卢卡奇明确地反对把辩证法理解为“自然辩证法”
，反对把辩证法奠基在与人无关的“自然”
的基础之上（虽然正如他自己晚年所反省的那样，他对自然的理解可能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认为辩证法在根本上只能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
而历史在根本上是人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
因此，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以历史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在最深层实际上就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作为根基，以“总体性”
作为辩证法的中心内容，在最深层实际上就是以人的生命的“总体性”
生成作为辩证法的理论归宿。
因此，卢卡奇把社会历史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的确表现了他试图把辩证法植根于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鲜明理论意识和追求。
这一点，与我们在前面已论述的“辩证法的生存论根基”
有着基本一致的视域，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与以上紧密相关，卢卡奇的辩证法研究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人的命运的高度眷注，表现出了对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性维度的高度重视。
他把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忽视、抑制和贬斥的主体意识和人文关怀，一直被淡化甚至被抹杀的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向度，以一种极富个性的方式进行了彰显和阐释。
如果考虑到当时特有的历史和理论环境，卢卡奇的工作的确充满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独创精神，即使在今天，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成果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长期以来，那种曾被卢卡奇所激烈批判和否定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辩证法”
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相反，卢卡奇等人的更接近马克思哲学本源的辩证法思想，却被斥为“修正主义”
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命运等被正统的“辩证法”
拒之门外，不见踪迹。
如果卢卡奇今天尚在人世，一定会面对这种理论状况，手捧《历史和阶级意识》，心绪难平。
在此意义上，在今天辩证法的研究中，充分重视卢卡奇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眷注，并在新的理论和时代语境中发扬光大，仍然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任务。
在充分肯定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对我们所具有的启示性之后，我们以今天的眼光也应看到，由于卢卡奇特有的理论和历史语境，其辩证法思考被打上了重重的时代烙印，因而也表现出一些局限和不足。
在我们看来，这种局限和不足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关于阶级意识的观念，显然有着过于浓厚的时代痕迹；二是他关于“总体性”
的观点，表现出他对黑格尔的过分依赖，带有很浓厚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色彩，这使得辩证法所具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等内在理论本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就第一方面来说，卢卡奇突出阶级意识，其主要是为了同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相抗衡，是为了强调主体意识对于历史、对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能动的、积极的发动和推动作用，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
这的确抓住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要害，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但是，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卢卡奇对“阶级意识”
的过分依赖，使其辩证法表现出极为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这一点表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在卢卡奇身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痕迹，表明卢卡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近代哲学的理论范式里。
另外，他把打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实现人的生命的超越性提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唤醒之上，显然过于天真和过分乐观。
在我们看来，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
的存在，物性与超物性二者是人的生命中的内在环节，对矛盾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知性和片面的发挥都是对真实的人的生命的瓦解。
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物性化的社会，以物性代替了人性，从而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抽象化，这无疑是对人的真实生命的一种戕害。
但是，对此的克服不能完全寄托于某个阶级的觉醒上，而必须通过对人的生命的辩证觉解和一种辩证的生命智慧来获得。
因此，把阶级意识的批判上升为对人的生命意识的批判，把阶级意识的觉醒上升为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克服物化、实现人的生命提升的更为恰当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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