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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途径。
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统治的加深，技术的逻辑成为主宰我们生活的绝对逻辑，而与人的生存最为密切的、构成人的全部生存活动中最为基础层面的“生活世界”
则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所谓“生活世界”
，乃是“人最内在地理解的、最深层地共有的，由我们所有人分享的信念、价值、习俗，是构成我们生活体系的一切概念细节之总和”
[13]，技术逻辑的膨胀使人们的这一“生活世界”
面临灭顶之灾。
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所强调的“对话”
，就具有了极其明确并强烈的实践动机：通过人与人之间自由、充分和开放的对话，能够重建被侵蚀的人的“生活世界”
，以实现人类的团结一致。
这一点，正如伽达默尔所概括的：“实践正在指导某人，并在团结中活动。
因此，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
对赫拉克里特，人们有一种说法，称他为‘爱哭泣的’哲学家：逻各斯对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但人们却像每人有每人自己的理性那样行动。
这一点一定要继续下去吗？”
[14]为了让赫拉克利特不再哭泣，人们必须改变自行其是的“主观理性”
，并代之以主体间的“对话理性”
。
可以看出，在伽达默尔那里，“对话辩证法”
所代表的是一种“前科学”
的实践理性，它生成着人最原始的生存经验，拥有优先于理论理性的本源性地位。
伽达默尔曾多次指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最早提出辩证法时，就明确地把辩证法和技艺及其他的有限专业知识区别开来，并把它与人存在的“善”
内在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那里，辩证法体现为一种活泼流动的对话，对话的目的是要达到“善的知识”
，以寻求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实践之知。
因此，“对话辩证法”
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而是属于人生存本身的活动。
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解释学正是这种本源性意义的辩证法的继承者，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对话辩证法”
彰显着一种“生活世界”
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某种特殊的理性，而是使一切特殊理性得以可能的，作为基础样式的本源性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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