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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或解释者的主观性活动，而是解释者与历史文本在视界融合中共同“在起来”
的辩证过程。
在此过程中，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超越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等矛盾关系都不过是“对话”
这一辩证活动内在相关的两个方面，是对话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些矛盾同时得以彰显并同时不断实现内在统一的过程。
这就是说，解释学通过把“对话”
理解为人本体性、始源性的生存方式，为实现上述矛盾关系的辩证统一确立了一个坚实的根基。
最后，通过与解释学的内在结合，辩证法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以一种十分鲜明的形式得以显露出来。
所谓辩证法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是指辩证法对人的现实生活所具有的启发和教化作用。
如前所述，辩证法在其最原初的意蕴中，是与讨论什么是“善”
的生活及如何通达“善”
的生活内在相关的，因而它一开始就与人的生活实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层含义在后来的发展中却逐渐被掩蔽起来，辩证法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与人的生活实践的关系只能通过一种异在扭曲的方式才能显露出来。
在“自然物质辩证法”
和“知识论”
性质的概念辩证法里，辩证法或者成为关于物质世界一般规律的世界模式理论，或者成为实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概念思辨体系，这二者都使辩证法成了一种远离生活实践的、飘浮无据的抽象理论，成了一种似乎与生活实践无关的“理论理性”
。
但是，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的内在结合，辩证法所具有的生活实践意义从掩蔽中被拯救出来，实现了对“生活世界”
的回归。
这一点，就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在与解释学的内在结合中，“对话辩证法”
已不再是一种知识性、方法性的理论理性，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世界”
的理性或实践理性，它代表着一种引导人的实践的实践之知，表达着一种引导人走向“善”
的生活的实践旨趣，拥有着优先于理论理性的基础地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才把哲学解释学视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者，并以之作为科学主义时代用来平衡技术理性的“生活世界”
理性。
以上三个方面，其实都是从不同方面说明一点：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的结合，辩证法真正返回到了自身——返回到了人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方式，返回到了现实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
这应当说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辩证法所做的最为根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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