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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对布洛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曾在一篇简短的证词中说，自己与这个时代的人格格不入，他更认同的是老一代人的价值观。
1904年，当他步入巴黎高师门槛之时，恰逢一个杰出时代的终结。
1890年至1904年，典型的巴黎“高师人”
投身于共和主义理念：他们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等级制度，是饶勒斯式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染上沙文主义的爱国者、没有任何宗教派别或偏见的自由思想者。
很多学生与教师一起签名请愿，要求法庭重审德雷福斯案。
③然而，“1905年入学的年轻人”
却迥然不同：他们是“**裸的非理性主义者，甚至是反理性主义者”
。
德雷福斯派对教会和军队的报复使其群情激愤和异化，他们的灵感来源是贝玑，而不是饶勒斯。
①四十年之后，布洛赫在法国的黑暗时期回忆道，贝玑在这一事件中大无畏地站在犹太人一边，像诗人和记者那样对“世事”
疾恶如仇；然而，他更欣赏饶勒斯明晰平和的历史视角。
布洛赫并不像父亲那样，盲目地相信法国军队的领导才能。
德雷福斯事件让他看到了军队势利、反犹主义和反共和的一面，其教育体系非常狭隘，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和司法部门时，它极力维护自己的自治权。
没过多久，布洛赫就亲历了军队的生活。
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在1905年推行的征兵法确立了普遍征兵制，但服役时间从三年减少到两年。
布洛赫充分利用了此前针对大学生的豁免权。
1905年9月至1906年，他志愿在皮蒂维耶（Pithiviers）第46步兵团服役。
在申请休学的时候，布洛赫向巴黎高师的教导主任保证，身体训练应该可以弥补他离开的一年——他优雅地将其称为“智力休眠”
。
①
布洛赫对新闻界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他指出，即使是最好的记者，也会受到商业行为和时间因素的限制。
在很多年之后，他依旧认为这些人“思维模式化”
，“一味追求画面感”
，始终站在“谎言鼓吹者”
的前列。
②
布洛赫对法庭程序非常迷恋，这或许与德雷福斯事件有关。
他主张历史学家在对待材料时，应该像法官讯问证人一样一丝不苟——虽然也难免存在缺陷。
他一生反对欺骗和谬误，这无疑与他年轻时所受的刺激有关。
在德雷福斯获得平反六年之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洛赫出席了亚眠（Amiens）中学的颁奖典礼，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近期学术造假的目录。
布洛赫以精明的德尼·弗兰-卢卡（DenisVrain-Lucas）为例，讨论捏造史料、抄袭他人的史学家，认为他就像亨利上校一样，为回应人们的各种质疑，不断伪造伽利略与帕斯卡的通信。
①
有时候，歪曲的现实会以集体的方式呈现，布洛赫对此也有所警惕。
虚假消息（谣言和错误信息）源于人类的错觉、判断失误、不可靠记忆以及特殊的环境。
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涌现出了各种名目的现代反犹主义，然而其内容和传播绝不是“自发的”
。
虽然布洛赫的思想植根于19世纪后期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但是他也承认，流言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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