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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布洛赫对待思想的方式，巧妙处理心理和政治因素的能力，使他无疑成为心态史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可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虽然布洛赫继续关注君权、仪式、偶像，还有宗教、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但他已经转向了新的领域。
原因也许是研究方法趋于局限，可能是研究成果反响平平，或许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材料不足，无法再写出一本《国王神迹》，抑或是布洛赫偏爱更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而他也确实朝着这一方向转变。
①
布洛赫认为，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最大的敌人是西米昂所谓的“源头崇拜”
:这是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遗产，他们为国家利益将研究与政治挂钩，“发现”
某些种族或部落“首先到达某地”
。
布洛赫在两种态度之间保持中立，其中一派认为罗马帝国的版图和摧毁帝国取而代之的原始政体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界线，而另一派则强调拉丁和日耳曼文明之间的诸多传承因素。
他也对皮朗的论证持类似一分为二的态度，116后者认为伊斯兰扩张“关闭”
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门，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诸多基本特征。
②在研究中世纪英国史时，布洛赫指出，一些维多利亚时期及后来的学者要么夸大，要么模糊了盎格鲁-萨克逊和诺曼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别。
这些学者还有另一个倾向，即将自己偏好的意识形态投射于12世纪国王与贵族的斗争中，或者走向反面的极端，完全忽视了中世纪人们的政治导向。
①德国史学家往往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在中世纪国王的研究领域，布洛赫对此持保留态度。
对布洛赫而言，所谓的“帝国理想”
，以及自1250年起的德国思想大潮，都指向“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意志”
。
他赞赏邻国德国在法律理论领域的成果，褒扬其在人口流动（Siedlunskunde）方面的研究，然而威廉帝国的史学突破甚少。
此外，他也指出了其中的危险之处，因德国学者往往大力构建抽象的系统，因而对比较的方法置之不理。
②
关于欧洲封建主义本质的讨论，引起了布洛赫的兴趣。
18世纪的法学家最早提出“封建主义”
这一术语，至19世纪中叶逐渐成为中世纪研究的主导。
③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10世纪和13世纪之间存在一个独特、统一的封建体制，另一种则坚持研究各自的特点，否认任何宏观的相似之处。
布洛赫与这两种观点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他避免陷入“种族困境”
（“ethnicdilemma”
）——不论封建主义发轫于罗马文明还是日耳曼文明——他坚持认为封建主义代表的是一个融合凯尔特、罗马和日耳曼特征的“混合体”
，由“几大处于不同阶段的文明相撞、相融而生”
。
布洛赫也尝试概括封建制度的特征：由于缺乏一个强力的政体，封建体制难以保证物质和领土的安全，它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和互惠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制度，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和契约关系，充斥着“束缚、暴力和虐待”
。
封建制度在欧洲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区根本不存在，有的地区则是人为地输入），世界其他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似的形式。
随着城市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弱，为后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历史遗产，使政治契约的概念足以抗衡并最终战胜了君权神授的传统。
①
“比较法”
并非布洛赫的独创，而是从皮朗和语言学家梅耶那里借鉴来的，不过他很早便是这一方法的忠诚实践者，并且认为这是今后研究的“完美工具”
。
②比较法包罗万象：研究者可考察被时空分隔的118文化和社会，寻求相似或共通的现象，发掘相似性及延续性，但可能会得出一些局限或狭隘的结论；亦可秉持历史的态度，对相邻或同时代的社会进行平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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