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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新管理科学宗旨，不是像传统管理学一样，把人作为物和机器来看待，而是要把人作为人来管理。
人不同于物的根本点，就在于他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物质需要之上的主观需要。
所以，现代管理学变革的质点是还管理学应有的人性。
当然，这不是一种抽象的伦理说教，更不是一种非科学管理方法的复辟，而是能够与科学管理方法，现代生产水平直接融合的科学人本主义管理原则。
马斯洛在此把新的价值体系支配下的“优赛琴”
管理（Z理论）与旧的管理体制（包括麦格雷戈的Y理论）做了一个感性的经验对比（又是临床诊断）。
十分显然，从马斯洛的逻辑出发，他并不完全赞成麦格雷戈的观点。
因为在马斯洛看来，X管理在低层次的社会生活中是完全必要的，而关注人的Y理论不过是X管理之上的一种发展。
按照他的思路，Y理论重视人是对的，但不应排斥生产中必要的X，二者应该在生产中从更高的层次上整合起来，这就是他的科学人本主义的管理观——既重视物又重视人的Z理论。
这是我们管理学界应该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马斯洛的“优赛琴”
管理（Z理论）是对现代科学管理整合趋向的重要理论论证，我们无须去验证马斯洛的Z理论在生产中有多少成功的实例，因为当代科学管理发展本身已经证明马斯洛的思路是合理和现实的。
今天，现代化进程使与生产经营相连续的管理科学在中国得到迅速生长。
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中国的管理科学特别是生产经营中的管理方法实施现状又有令人担忧的一面。
我们不难看到，管理科学是被混合引进的，人们忽略了管理科学作为实证方法是随着生产本身的现实发展而递进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有泰罗和韦伯，自动化生产的一定阶段又生出麦格雷戈和马斯洛。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是不会有“丰田精神”
和法国工人的“民主管理”
的，人学管理是高层次的科学要求。
①
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属初级阶段，严格地说，中国人需要的首先是反对个人主观偏好的主体管理（小生产为基础的“人治”
），要向科学管理的泰罗-韦伯时期进军。
必须特别注意，管理方法是生长在特定生产水平之上的，它无法被抽象地移植，再先进的管理落在低下的生产实际运转中，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变形为貌似新东西的旧货色。
这几年，中国企业改革中的某些怪现象都需要从这里去思考。
这是客观经济发展进程决定的。
因此，如果我们离开一定的生产实际状况去照搬马斯洛的人学管理，出现的很可能是“Z理论”
与中国传统小生产那种主体经营术的可悲的畸形结合。
不同于文化领域，我们的实践进程更需要冰冷的科学理性，而不是主体颤动的酒神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十分清醒。
当然，科学的管理只能在生产运行的土壤中真实地生长出来，而不能是外在的形式上的移植和表层涂抹。
我们的目标可以是马斯洛主张的那种既重视物又重视人的整合管理，但实际的运转只能是从X走向Y（从小生产的人治管理趋向泰罗的X理论是历史的进步!），Y理论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人只有认识了生产规律，才可能自觉地科学地活动，这也是从必然到自由吧。
在这里，马斯洛的Z理论只能是某种逻辑导引。
同时，中国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只能在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中胎生出来，活剥生吞地搬来一些西方人的术语是无济于事的。
我觉得，日本人在管理学中对老子、孙子之道的神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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