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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每个人除了在合理化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物化命运外，政治领域的物化和普通官吏在官僚政治体制中的物化也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物化的程度加深了。
卢卡奇指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物化在全社会普遍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物化内化到了人的活动方式，甚至生存结构中，形成了一种物化意识，即人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
卢卡奇指出，实证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主要表现，这种方法“崇拜事实”
。
但是从事实中是得不出来总体意识的。
整个资本主义正是用这样的“科学方法”
来进行统治和控制的。
卢卡奇的理论将人类理性批判的目光从关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了现代人在文化层面上的困境，并以物化理论为依据来把握现代社会。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创造性地将物化与近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做了有机的结合，并由此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主题。
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更主要的是从人的活动方式本身来理解和分析物化结构和物化的负面效应。
卢卡奇把扬弃物化作为自己的理论宗旨。
为了这一目的，他提出了总体性原则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生成为核心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
（二）主体的“意识形态化”
面对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与卢卡奇通过聚焦主体的物化引出其总体性理论不同，葛兰西是通过比较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别，提出自己的“总体性”
观点的，即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首先基于20世纪社会现实的发展，拓宽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上层建筑，接着又对市民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做出了新的规定。
市民社会是指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
它代表着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社会机制的运行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的凸显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化：一方面，经济领域的要求和必然性更多是通过市民社会的中介采取合理化的方式和契约的、民主的程序，对国家和政府起决定作用的；另一方面，国家所代表的政治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安排也更多通过市民社会对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功能来体现。
简言之，在当代西方社会，文化领导权日益凸显，而国家的政治强制性变得日益弱化。
葛兰西指出，“至少在最发达国家情况下，‘市民社会’已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一个抵挡直接经济要素灾难性的‘入侵’的结构”
。
简言之，在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诸如世界观、生活方式、愿望、道德、习惯已经被公民中的大多数高度内在化了。
由此可见，葛兰西转变了马克思主要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做法，开始基于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来揭示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即“意识形态化”
。
为了使主体摆脱这种存在方式，葛兰西设计了一种理想的主体形象，即将其置于文化发展和提升的视域中来考察，使主体变成文化的主体，强调了文化的创造性功能。
葛兰西虽然坚信文化的创造性功能，但并不认为这种创造性功能的发挥是自发的。
他通过将文化区分为两个层次——“常识”
和“健全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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