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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揭示文化创造的基础和动力。
他写道：“我赋予文化这样的意义：思想的操控、普遍观念的获得、把因果联系起来的习性。
对于我来说，每个人早已被文化化了，因为每个人都思考，每个人都会把因果联系起来。
但他们是经验地、原始地被文化化了，而不是有机地。”
①这里，每个人被“文化化”
就是一种常识，它之所以会变化，是因为它还没有被提升到“健全的见识”
层面。
“健全的见识”
意味着完美的思考、思想的自由。
在葛兰西看来，常识指的是现存社会中一般人所秉承的一套并不融贯一致的假设和信念。
健全的意识则与之相对，与哲学相吻合，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评与取代，是一种“智识秩序”
，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它以一种融贯一致的思考方式去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以及认识自己，摒弃了常识状态中的散漫、无序、易变以及经验化的特点。
当然，葛兰西对“常识”
和“健全的见识”
的区分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层次的区分，而是将这种区分与社会阶层和文化对抗结合了起来。
他指出，下层人民的文化世界根本就不是系统的，而是非连续的、混杂的，是以一种零碎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慢慢堆砌起来的，或者说正处于一种常识状态。
也正由此，葛兰西强调必须对下层人民进行文化的提升，使下层民众由常识状态进入一种健全的见识状态，而不是固守所谓的民间文化。
葛兰西批判了那些宣扬要保护下层人民文化的民俗学者。
在他看来，所谓保护民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保护特权阶级、统治阶级或官方文化的特权，压制乃至阻碍下层人民改变现状，提升革命意识的可能。
这也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根源。
正如柯里汉所说：“对葛兰西来说，不平等的一个关键维度是下层人民不能系统地去解释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这些解释就有可能以有效的方式去挑战现存的霸权解释。”
①由此可见，在葛兰西那里，民俗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换句话说，葛兰西并不是从时间的角度去理解民俗，而是从空间的角度，即阶层（阶级）对抗的角度去理解民俗的，如他对语言的理解。
这正是葛兰西理解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形成了他的革命理论的阐释结构。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秉承了葛兰西基于文化来透视主体生存状态的视角。
但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越来越凸显的主体生存的文化困境，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越来越倾向于从理想主义文化观出发，将现实主体的存在方式理解为绝对的异化状态。
他们致力于揭示文化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种后果集中体现在除了传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因素作为统治力量存在之外，原本是人的创造性本质和个性的确证的文化也走向了异化，成了统治人、操控人的力量，以及人与现实认同的中介要素。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文化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人的最深层次的异化。
面对这种现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寄希望于主体基于人类实践的超越本性和批判精神，与自身的文化困境相抗争。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意识形态因特定社会语境而产生后，就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客观地起着将人塑造成主体的作用。
但与欧陆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从静态的视角出发去强化这一结果的消极方面，而是致力于努力揭示这一结果形成的动态过程，将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理解为一种文化生产过程，并力图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展现被塑造的主体的能动性和抵抗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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