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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物质性的论述，威廉斯基本上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明确划分。
他认为，在整体的社会过程中，二者是无法截然区别开的。
阿尔都塞则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结构作用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具有独立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威廉斯强调意识与物质社会过程相互联系本无可厚非，但是过于强调这一点，即从根本上抹杀意识与物质社会过程的区别，将意识完全等同于一种物质社会过程的做法，也是对马克思关于意识是物质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误解。
威廉斯后期通过借鉴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完善了自身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
他指出，领导权理论超越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关于“文化”
与“意识形态”
的理解。
具体体现在：一方面，“领导权”
为“整体的生活”
引入了权力及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因素。
威廉斯逐渐意识到财产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地位和能力方面差异和不平等存在于任何一种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种有效的理论必须确认并直面文化中的主导和从属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另一方面，“领导权”
瓦解了“意识形态”
的同质性，使其从单数变成了复数，即从“意识形态”
变成了“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
威廉斯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未能囊括和涵盖所有的社会意识，它仅仅被用来指称一种被清晰表述出来的关于意义、价值和信仰的思想体系，而忽略或遮蔽了特定社会中现实人们的那些混合的、相对复杂的、不完整的、未得到清晰表达的思想意识，而且依据结构的同构关系，它们一定会从程序上被排斥到边缘或即生即灭的地位上去①。
同时，“领导权”
理论还很好地解决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问题。
借助于“领导权”
概念的强大解释力，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性命题中的每个术语，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重新阐释。
他指出，“基础”
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既包含着个人和阶级所进行的具体活动，也包括从协作到敌对的一系列活动方式。
同样，“决定”
除了指设定限度之外，还意味着施加作用力。
在全部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能动作用的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会团体。
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带着尚未实现的意愿和要求的新兴力量也施展了它们作用力。
②毫无疑问，威廉斯这种全新阐释使得我们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理解得到了彻底的更新。
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上层建筑本身的多变性及其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
从这种阐述方式中可以看出，威廉斯的“文化”
观依然侧重强调的是整体性和个人的经验性，领导权概念只是让他明确了主体以及主体的阶级地位等历史差异性对文化构型力量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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