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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把“意向性”
与意识联系起来，从而使“意向客体”
在意识的内在性中同样有它的位置。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状况直到胡塞尔依旧没有根本改变。
这是因为，尽管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使对象取回其“本己的存有特性”
（Besta），从而挽救了对象，但他依然把意向性包含在内在性之中，“把对象嵌入意识的内在性之中”
[3]。
“意识的内在性”
之所以成为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它被把握为全部近代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基本状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同时也被了解为根本的矛盾和无法解脱的困境。
这一困境被海德格尔极为概要而且精当地指证为：“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之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
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
‘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
[4]这种保持在内在性之中并由之“出来”
所构成的自相矛盾的困境，在《存在与时间》中是通过这样一个尖锐的、令人必须直面的难题而得到表述的：“这个正在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一个对象才能使主体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
问题的一个更加简洁的表述就是：“认识究竟如何能从这个‘内在范围’‘出去’，如何获得‘超越’？”
[5]
当近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其基本建制是意识的内在性——如此这般地成为问题时，哲学遭遇到它的严重困境。
海德格尔确实非常有力地揭破了这一困境，并且通过对意识所作的存在论批判——理解被“意识”
所预设的存在——瓦解了意识的内在性。
伽达默尔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功绩：“自那时以后，许多人都开始认为追问主体如何达到对所谓‘外部世界’的知识是荒谬的、陈腐透顶的。
海德格尔把坚持提出这类问题的现象称为真正的哲学‘丑闻’。”
[6]
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划界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讨论“主体性”
：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还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外。
这个问题又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基本估价。
如果说近代哲学的基本建制和主导原则乃在于意识的内在性，那么，瓦解这种内在性便成为划界问题的枢轴。
1969年，当被问到哲学的社会责任时，海德格尔答道：当今社会只是现代主体性的绝对化，而一种“已经克服了主体性之立足点的哲学，根本不应该与之同声共气”
。
显而易见，就哲学的根基而言，“克服主体性之立足点”
，不过是“意识的内在性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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