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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的存在物。
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
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
[35]这就是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的“类本质”
所作出的论证。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作为人的“类本质”
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与现实的人的“异化劳动”
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36]。
其结果是，“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
，“（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37]。
这就是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
的异化所作出的论证。
可见，在马克思这里，人的解放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的“类本质”
构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另一方面，人的“类本质”
的异化状态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性的根据。
正是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根据出发，马克思不断地深化自己的本体论求索。
1845年，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38]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彻底批判，升华了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回答，标志着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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