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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瓦托夫斯基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同的。
但这种相同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恩格斯是站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的，而瓦托夫斯基则是经过科学在20世纪的反复讨论、反思后才认识到的。
这是从两条道路出发的认识过程，然而在认识的结果上却有着天然的一致。
这表明，这一问题在认识上具有“不可回避”
、“不可抗拒”
的特点。
可证实性与“拒斥形而上学”
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问题是否有意义，取决于问题的理论可否证实或证伪，如果一个问题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亦即“形而上学”
的问题。
石里克最早提出证实与意义的问题，并把可证实性区分为“经验的可能性”
与“逻辑的可能性”
。
艾耶尔进一步把可证实性区分为“实践的可证实性”
与“原则的可证实性”
。
问题在于，可证实性本身遇到了逻辑上的困难。
实际上，由于认识、科学、实践在不断发展，完全的证实与完全的证伪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卡尔纳普又提出“确证”
，并对“确证”
与“证实”
、“可检验性”
与“可确实性”
，以及意义原则与证实原则作出区分。
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所谓证实是“决定性地、最后地确定为真”
[8]，而确证只是现阶段得到确定，并不保证以后也确定。
“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性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也不是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
[9]
可证实原则遭到来自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原则的毁灭性打击。
波普尔首先批判了归纳法，认为归纳只能总结历史，不能预告未来，不能给未来以必然性甚至偶然性的知识，因此，归纳法不能算作一种科学的方法。
在反归纳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主义原则，即科学命题都是普遍命题、全称命题，而任何证实都是个别的，个别又不能经归纳上升到一般，所以科学理论不能证实，但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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