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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实质上就是这样的类意识。
虽然马克思并不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的，但他还是以另外的方式规定了人的类本质，即将其规定为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即“改造对象世界”
的物质生产劳动。
他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42]显然，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存在着差别的地方，黑格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正是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以另一种方式详细考察过的。
由于马克思的人的类本质仍是某种现成的存在物，所以人的劳动事实上乃是与精神的外化相类似的过程。
这一过程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最后又回归到这个类本质。
看来，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达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的超越，因为他虽然已经意识到必须在黑格尔抽象理论之外寻找自己哲学的阵地——费尔巴哈的哲学对此也提供了启发——但到此他还不能说是成功的，类本质仍充满走向另一种抽象性的危险。
但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两大规定性在这里已经显露出来了。
人的类本质和劳动可以说是马克思走向实践具体性的第一步，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哲学导向人类活动的领域，而这个领域最终是不能被黑格尔的理论所囊括的。
另外，生产劳动从此成为马克思理论的焦点和中心，后面我们将表明，这一中心位置意味着生产劳动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多视角中的优先性视角。
这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特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抽象性的超越并没有成功，其结果只是达到了一种现成和抽象的类本质和理想性的劳动。
在稍后的著作《神圣家族》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现实性的探讨采取了另外一个角度，这一角度使马克思对人类生活的世俗规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这里法国唯物主义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运用法国唯物主义的思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新的批判的。
科尔纽说：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个阶段，对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全面研究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学说和观点，并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对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3]
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自然、物质利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
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
因此……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
[44]显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理想性的类本质和劳动过程被忽略了，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人乃是处于各种物质利益关系中并处处受其限制的感性个体。
沿着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一思路，马克思揭露“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
就在于：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象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么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
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
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
[45]显然，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这一批判是与法国唯物主义者及其英国先驱们的思路是相通的。
从这一思路看来，真正实在的是个体的存在，而非抽象的本质。
马克思所转述的霍布斯的观点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泉源，那么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象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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