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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度上,交往实践有实体结构、意义结构和辩证结构。
总之,交往实践是一个系统,在当代全球化交往社会中,交往实践依然成为其基本骨架和基本范型。
第六,交往实践具有历史性。
交往实践既具有静态的结构,又具有历史化的性质。
在交往实践的辩证法中,规范构建和否定消解都是历史的。
交往实践,作为人类发生、发展的基础,作为创造社会关系体系的主体活动,作为社会历史生活的本质,其功能是全方位的。
其中,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构建包括以自然为底板的全球性历史—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
杜维明先生曾指出,哈贝马斯的交往观漠不关心自然问题,也无法解释自然界在人类生存世界中的地位,因而,其历史观的重建不完整。
只有交往实践观才能科学地说明以自然为中介序列的全球性社会的本质关系呈现为“主体—客体—主体”
,因而指认一个完整的人类生存境遇。
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交往场是一个凝聚、传送社会文化、行为方式和组织信息密码的储藏库,它为每一代人提供了时代—社会文化的地平线。
交往实践的展开,使多元主体能立足于此在,分有和分享有关文化传统、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
每一代人不断重构交往场,从而使自己和下一代人在改变了的历史—文化规范中演出新的历史剧。
其二,重建全球性社会物质和精神规范的功能。
交往实践以多元主体交往关系来造就交往社会的骨架,进而造就该社会的规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重塑相适应的新理性精神。
在此应当指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给出全球社会的科学解释图式,是时代的使命。
当然,超越和扬弃现代与后现代哲学,重建社会历史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视界,受当代交往实践状况和精神交往状况的制约。
因此,倡导“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并不旨在构造超历史的一般哲学图画,它是立足于当代的探索性理论方案。
其三,社会组织—整合的功能。
虽然交往实践建构的基础是有个性的个人,但是它更着眼于对“交往共同体何以可能”
这一当代问题的解释。
围绕这一问题,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伦理学与历史哲学,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也无论是后现代的或新的(反思的)现代化的,在相互争论中都不断地回到马克思,企图从中“激活”
和汲取马克思思想的资源,获取其当代意义。
正是在这一点上,交往实践一方面不断建构和重构社会历史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又不断形成和更迭主体序列,使个体的社会化需要得以满足,并在交往中获得丰富的硕果。
与此同时,交往实践又不断造就群主体形态,使之与个体在相互作用中保持交往的张力。
二、交往实践的结构
交往实践所形成的全球性社会—历史—文化结构是一个多维系统。
对之作全面分析之前,首先应当对交往实践的自身结构作出分析。
如前所说,我们可以将全球性社会视为交往实践结构的“投影”
、转型。
其中,我们考察的着眼点在于三个向度:实体结构、意义结构和辩证结构。
1.交往实践:实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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