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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线是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问世相关的。
该书在阐述极端复杂的和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即马列主义哲学的全部实质）时，采用了过分简单化和粗俗化的方法。
1953年以后，这种方法遭到了批判。
哲学发展出现了转折，它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哲学的各个领域。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对哲学问题所持的简单化立场的明显后果，在大量哲学著作和哲学教学中，依然残留着并不断表现出来，因为粗浅地讲解和叙述哲学是比较方便和省力的。
第二个方面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在其发展中存在的“以权威自居”
的状况。
这种尽人皆知的局面实际上是斯大林开始一个人替所有人思考和讲话时形成的，而其他人主要就是听他讲和为他讲的东西作注释。
从这一时期起，注释之风开始盛行，教条式的引经据典占了上风，息事宁人的态度加重了。
总之，对哲学材料进行专断解释的做法占了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哲学看风使舵的性质增强了。
生活中随时都会涌现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变化，它们要求哲学给予公正的说明。
然而，对这些变化人们却常常是按照“上边”
的解释加以阐述的。
一种“先宣布后解释”
的机制开始起作用。
上边的权威人士先讲原则性的意见，学者们立刻开始从“学术上”
加以解释。
学术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为之作注释，进行解释，并为此而搜寻相应的事实，这样就使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变得并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了。
但是，这些问题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辩证法和复杂性，而成了“被迫”
适应原则性意见的一种形式。
我看，不少所谓的哲学“新作”
往往就是这么出笼的。
第四个方面是哲学阐述上的某种规范主义、应付差事和教条主义性质不断增强，这对哲学现状产生了严重影响。
人们不是不偏不倚地和有根有据地研究现实生活本身及其中发生的变化，而是越来越经常地为官方关于现实生活的立场单纯地作注释。
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科学中所讲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官方讲过的东西。
因此在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中经常讲的是社会应当怎样，就是不谈社会中发生的复杂的矛盾过程，仿佛现实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存在似的。
即是说，人们得出的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现实生活面貌。
似乎是下述原则在起作用，即实存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口头上的东西。
因此在哲学中，首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阐述那些好像注定会起作用的规律。
从一个规律又引出另一个规律，从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
结果在历史中、在真实的实践中，好像没有人，也没有活动一样。
B.Ж.凯列和M.A.科瓦尔宗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这样，哲学发展观失掉了自身的本质，即失掉了人民的创造，失掉了社会和历史主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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