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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所谴责的粗俗平均主义和忌妒心理这样一些最低级的情感，往往能左右我们的行动。
而且不仅是在全盘集体化年代，就是在很久以后，即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20世纪60年代初，乃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如此。
例如战后，当许多人生活在土窑里，食不果腹，因饥饿而浮肿、死亡时，是什么妨碍我们放松对农民的限制，扩大我们的自留地和给农庄更大的自主性呢？须知，国内战争后的破坏并不轻。
但只过了三年，农村就得到复苏，治愈了创伤。
而在卫国战争后斯大林时期的八个年头却白白地过去了。
因为当时实行的农业政策、国家对农村更加严格的控制和对农民的镇压，加重了我国的农业危机。
众所周知，只是到了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
斯大林曾因农妇费多茜娅从农庄的田里给挨饿的孩子弄回去200克粮食，而打算处以无期徒刑，而且他根本不想为了拯救饥饿的人们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而降低“社会主义”
纯洁性的程度，即根本不想降低形式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以便从已经达到的阶级单一化指标上后退一步。
普通的道德情感的丧失、因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而造成的心灵麻木，大概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会导致健全理性的丧失。
孰先孰后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
心与智是一个整体，道德感情迟钝会导致头脑糊涂，于是人也就不复存在了。
个人精神自杀的机制也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
将伟大的历史目的——革命事业神化则更加危险，因为这会得出虚假的信仰，似乎未来本身会抵偿一切，会自行证明它既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过去。
事实上，“伟大的历史任务”
或“伟大的历史目的”
，这都是假设一类的现象，一旦将其置于现实之上，那么不等未来的文化产生，先已毁灭了现在的文化，而“独具一格的”
经济也将破坏世代形成的经济。
托洛茨基深信，在革命的日子里，“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
没有存在的余地；H.安德烈耶娃及与其观点相同者，都仇恨“伦理范畴的经院哲学”
。
这是同一种对未来的卑躬屈膝心理和对像历史启示录一样感受的不同表现。
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点，必须讲得十分明确，俄国的工人运动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化。
这当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涅恰耶夫和巴枯宁的“一个革命者的基本信念”
的精神遗产，地下斗争的心理学，还有选择斗争道路的人们绝大多数教育水平低下，缺乏知识。
基督教化的表现何在？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作乌托邦解释，还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变为信仰的象征。
马克思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精神，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怀疑精神，所有这些细微之处都不曾使任何人动心。
人们感兴趣的仅仅是“结果”
，即最终的结论，是用青铜铸成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精确公式。
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给我们找了点麻烦的民粹派，而首先是为了在资本主义自己的领土上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人们并没有注意，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猜测（猜测就是猜测）的马克思，和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写信，反对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学说的马克思之间，在对未来的联合社会的看法上，曾发生过一场革命。
那些自诩为马克思的信徒，特别是那些革命斗争的普通参加者，是否善于进行这样的革命，以掌握科学的、非宿命论的历史观呢？众所周知，像十月革命的许多领袖们，既没上过大学，也没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这个历史观。
甚至自认为有文化、能读完敖德萨实验中学、目空一切的托洛茨基也深信，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在5世纪即已被更进步的封建关系所取代，当时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处在比罗马人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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