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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意识形态，实践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现代争论仿佛是在两极之间展开的。
在其中的一个极上，“理论—意识形态—实践”
的从属关系被看作是严格地被决定了的。
根据这个立场，起初是“在个别国家”
的，然后是“在个别的社会主义阵营”
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被看作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预先决定了的。
第二个极是这样一个观点，它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极权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联系。
从这种立场出发，斯大林主义被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中没有根据的活动，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相容。
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复杂过程所作的图式化理解。
不过，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图式化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它们甚至有助于使问题尖锐化，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般地说，非常清楚的是，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永远也不是意义单一的，更不是严格地被决定了的。
在这方面，回忆一下康德曾区分出来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有益处的。
理论思维在把现实图式化和简化的观念、理论构造领域里展开。
这些观念和理论构造能够把现实的实质联系图式化，在这个意义上，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它们赋予世界。
但是，理论研究总是渴望发现这个范围，通过制造新的观念来克服它，这些新的观念能够更加深刻和充分地反映所研究现实的实质联系。
理论理性总是处在探索之中，瞄准研究越来越新的客体，克服以前对世界的看法的局限性。
思维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在最大程度上恰好为理论理性所固有。
理论理性为未来实践活动打开了诸多可能的世界。
至于实践理性，任何一种以某个理论观念体系为基础的实践的条件就是这些观念与现实自身的同一。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观念的局限性，以全部认识经验为基础，强调指出它们的图式化特征，与世界的不同一性。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所有这些对认识经验的理解和概括自身都属于理论理性的领域。
当我们开始在实践上实现理论时，我们是这样做的，理论图式似乎就是世界自身。
如果这些图式就是所提出目的的基础，如果它们能够塑造出研究对象（它们应该是活动的结果）的状态的形象，那么提前怀疑所选择的理论观念就意味着怀疑所提出的目的，就意味着破坏行动。
甚至当实践理性在一系列行动中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它也经常作出多方面的新尝试，以便获得它所需要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不是拒绝目的，而是努力通过改变手段和寻找研究客体的新方法来实现目的。
当谈到大众为实现某些有理论依据的目的而做出的社会行动时，所有这些特点就会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要让大众相信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就得引进团体的、大众的意识和权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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