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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资本论》中有很多说法，它们可以成为类似观点的基础。
其中，在分析资本主义的信贷机制的发展时，马克思特别突出了在国家规模上建立和扩大股份公司和合作企业的趋势，把它们看作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
。
不过，在两种社会发展方案里，马克思选择了第一种，即通过革命暴力和专政的途径消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
这个选择的隐藏着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论断，它无论如何都与下面的假定相关，即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借助压制社会主义关系的所有萌芽的国家政权来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个假定是对工业时代所固有的阶级冲突的自然反映，但这个假定不是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的严格的逻辑结论，而是一个特殊的、补充性的公设。
该公设的论据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
这个论据最终被归结为对现有实践的概括，诉诸大众的阶级利益，大众所渴望的是立即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且经常遭遇到剥削阶级的抵抗。
今天我们可以确定，和马克思学说的其他许多论断（关于无产阶级相对和绝对的贫困，关于私有制和个人劳动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不相容性等论断）一样，强行建立新社会的观念是把某些趋势向未来的简单外推，在早期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确实有这类趋势。
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后来对这些论断的教条化之间的矛盾与将其理论结论和公设的意识形态化有关。
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革命暴力的学说，把马克思首先看作是一位渴望实现财产平等思想的革命者，这是一种过分的简单化。
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解释为纯理论观念的体系，这个体系指向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基础，这同样是简单化的。
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方针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但可以导致在新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发展理论，而且也经常使理论原则走样，让它们适应政治斗争战术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甚至这个著名论题不但获得了理论和方法的意义，而且也获得了实用主义的意义。
一方面，这个论题指向科学探索，经常要把理论与实践进行对比，把理论的发展与新的实践经验对比。
另一方面，该论题经常被用于证明仓促的总结，这些总结企图事后去论证某个现行政策和实践行为体系，许多假理论思想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加而尖锐化的论断，赫鲁晓夫时代关于社会主义最终的彻底胜利以及1980年之前建成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思想和党的决定，对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声明的“论证”
等。
它们冒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尽管事实上甚至连任何像样的理论证据都没有。
很有特点的是，这些论断正是作为“行动指南”
而被提出来的，记录在党的相应的政治文件里，然后大规模地推出意识形态文献，其目的是为这些论断找到理论基础。
如果不考虑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所有这些相互联系，那么总会出现危险和**，即从复杂的历史线团里抽出一条或几条线，简化学说发展路径，并用同样的方法评价该学说的历史命运。
当然，无法避免评价判断，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避免按照意识形态来对待在一个半世纪里对人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该理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实践，从改革派的实践到极端革命派的实践。
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代的极权主义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现成词句来证明相应的政治机构和镇压行动，这种情况必然要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这时如果断定，在马克思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就意味着在作仓促的和不适当的总结概括。
20世纪的历史证明，极权主义既利用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现成词句，也利用了反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现成词句。
至于说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么所观察到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被用来证明极权实践之前就遭到的那些严重变形。
大量的意识形态运动首先都是指向严格控制理论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图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改变为一组教条，任何非标准解释的企图都被看作是修正主义，将遭遇严厉的镇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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