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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社会体系竟然是没有完全独立特征的体系。
欧洲社会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这个特征认识得最清楚，但该派最终只限于进行改良活动，起初认为改良活动是迫于形势而采取的立场，而后赋予它以理论意义。
在这方面，主要的是放弃了马克思的社会进步观念，包括这样一个预言，即作为更高进步阶段的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派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它承认，自己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独立的有生命力的原则。
针对社会民主派，这一点很清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也有可能这样被曲解。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可以争论这样一个主题，苏联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的设想，它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
我们承认，苏联社会主义不管怎样，它毕竟力求体现上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式的论条：它想拿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成就、技术成就和科学成就，同时想否定资本主义。
但是它做了这些努力以后，仍然没有超过资本主义，甚至没有同资本主义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作为在俄国和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生产的特殊方式，苏联社会主义可能处在某个更低的位置上。
俄国经济在工业成熟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表现出与西方经济体系接近的趋势。
因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欧洲的社会民主派同样都显示出，它们在否定资本主义时，仍然与其有联系。
如果说它们想摆脱资本主义（如在苏联），那么资本主义对它们的吸引力还是太强大了，因此，它们仍然处在这种吸引力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是否会有另一种结果。
这就迫使我们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实质，社会主义的积极内容，事实上都集中于这个原则。
上面所说的平等原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反题，更是整个现代理性化体制的反题。
该原则的意义可以这样表述，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把理性化与合目的性从该体制中排除。
如果不为这个原则设定界限，那么它在社会民主派的方案中已经有了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危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另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的基础，确切地说，它的命运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现时代的附属物。
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所要求的与其说是平等，不如说是以偏袒的态度对待劳动者。
其实主张这种原则的人希望为了劳动者而从体系中排除理性主义，希望在理性化的社会体系范围内为非理性的解决找到位置。
工业社会主义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其整个行动纲领的目的就是实施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措施，哪怕是外在的也好。
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可以在某种更高的综合中克服理性主义和生活（例如，劳动的质的确定性）的对立。
想在理性化的世界范围内保持有质的优势，只能通过扩大非理性行为的范围才有可能。
社会主义者为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人道主义化而进行的斗争就有这种含义。
诸如卢森堡这样的工业社会主义最激进的代表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把有效性和合理性原则从社会生活中彻底除掉。
因此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是消除有效性标准的实践。
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未必能够产生出独立而稳定的社会生活机构。
这对于工业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对于后工业社会主义看来也是正确的。
工业社会主义造就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一个希望成为理性核算规则中的例外。
现代世界的技术工艺、经济、政治的演进以及在其中能够看到向后工业世界过渡的见证的全部现象都表明，无产阶级不再是特权的主要觊觎者，此外，承认其他居民团体的特权也是很迫切的。
这里没有必要充分地展开描述后工业世界与工业世界的差别，只要指出后工业社会与社会领域有关的三个特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第一，由于技术工艺的新发明，从事工业生产的无产者数量大大缩减，加之没有专业知识，所以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就是简单地操作机器。
正像戈尔茨证实的，这样的无产者已经想不到他可以成为生产的主人，是生产中的主要人物。
第二个特点与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急剧增长有关，即新的管理阶层（引导着经济发展和投资过程的技术统治主义者）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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