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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茨以为，这种“富有诗意”
的劳动观念在工业时代还是能够存在的，那时劳动、生产、科学进步的价值观是绝对信仰的对象。
但是20世纪末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清楚了：第一，生产活动经常带来消极影响；第二，多数人的劳动不能，也不可能为实现其个性服务，现在，工人努力实现个性，但不是在劳动中实现的，而是在劳动之外，在闲暇、日常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关系之中。
一般而言，后工业主义者们有一种倾向，即在研究人及其社会冲突时，不是通过劳动，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人看成是消费者、居民，看成是文化交往的代表等。
这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的偶像——劳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会彻底地发生转变。
这样就清楚了，后工业社会主义者比马克思更激进，他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及全部现代的各种理性化制度。
这一点在技术和生产方面都得到了证明，针对其他类型的理性化也是如此，比如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埃柳尔的立场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它们与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社会理性化的全面对抗。
他把整个西方社会生活领域都看作是技术：这是本义上的技术以及广义上的技术。
他所理解的广义上的技术就是指社会生活中所有的组织和合理化的出现。
埃柳尔在1954年出版的《技术或者世纪的赌注》一书中已经证明了，经济、政治领域构成一定的技术体系，就是说在这些体系中人的自由意志失去了意义，起主导作用的是合理的计算。
现代的国家像机器一样运行，政治行为的基础主要不是执政者、政治活动家的意志，而是专家们对国家目前状况和前景作出的决定。
埃柳尔认为，各种政治行为将来只能是一种表演和形式主义，没有实际意义，“技术游戏”
将取代它们。
20世纪80年代末，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原则上没有变，他仍坚信，在现代社会执政的是技术统治主义者，他们宣称技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保证使人获得自由和幸福、民主和公正。
实际上技术越来越控制着人，它到处都起主导作用，在整体上，社会由科学与技术的协同的力量所控制。
然而，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合理化结构的如此激进的否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积极意义？回答可能是这样的：正如工业社会主义者否定资本主义是为了维护具体社会阶层（无产者）的权利一样，今天的后工业主义者维护的是在社会的合理化建制中占依附地位的人的生存权利。
更加概括地讲，他们力求使合理化服从于维护人的质的确定性。
因此，戈尔茨谈论居民的自治权利，这里指的是亲身体验过技术统治主义者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的居民。
列菲弗尔与合理性的统治对立，谈论“活的”
权利。
卡斯托利阿基斯强调人类异质的本质以及人的不可通约性和完整性。
图兰声称各种类型的认同的权利（妇女、青年、老人、少数民族，受中央政府压迫的地方）。
和马克思一样，为了说明在理性化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状况，后工业社会主义者，甚至后社会主义者都使用异化概念来表达在理性化社会中大多数居民的状况。
但是在他们那里，这个概念的含义与马克思不同。
马克思认为，异化首先涉及的就是劳动过程，主体的一般活动，以及活动的成果，这里的异化是指劳动成果变成了外在于活动主体、与活动主体格格不入、与之敌对的东西。
在后工业社会主义者那里，对劳动的关注，甚至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活动的关注消失了，他们把异化与整个人的个性及其全部生活关联起来。
如果马克思把异化看成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形式，那么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认为异化是人全面服从于技术官僚主义机构。
其次，马克思认为摆脱异化就是工人掌握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后工业界人士认为摆脱社会的合理化的可能性只能在合理化制度范围之外。
对异化问题的这种解决证明，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在边缘化。
社会主义不想同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经常强调自己属于这个世界的边缘。
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戈尔茨在1980年表述的“二元社会”
理论。
他创造这个理论时所受到的影响是对建立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的失望，因为他观察了苏联的生活。
他当时痛苦地指出，“历史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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