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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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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对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从两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普遍危机；第二，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这一历史状况的反映。
今天，社会意识正在从关于过去、现在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教条观念中获得解放，毫无疑问，对这些假设加以批判分析是必要的。
还在19世纪末，列宁就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来看，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利益，就像高于任何其他阶级的利益一样。
在马克思主义几乎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这个无可怀疑的真理一直被人们忽视，看来，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时代，时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方面，时而又是它的另一些方面，凸显了出来。
当今的时代，用存在主义的话说，可以称为处于临界状态的时代，它把继续生存这一任务摆在一切思考着的人类面前。
对于时常改变的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我们也应该从这种全球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
新的世界观绝不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策略转变。
这里说的是对整个现代哲学的，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为深刻的理解，是对那些被不公正地认为相互之间没有重要区别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的分析态度，是对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说成资产阶级哲学这种做法的拒绝，是对哲学思维的特点以及哲学学说的多元化的科学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通过经济研究证明，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在历史上客观地为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准备。
但是对社会关系加以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历史前景，与实际情况相比，被他们想象得距离太近了。
恩格斯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在1895年，承认他和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相应地也高估了向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过渡的可能性。
20世纪初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对抗性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了对一切（其中包括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的十月革命。
当列宁在1918年说资本主义“已成熟到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地步了”
[123]时，毫无疑问，它表达了对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任与希望。
但是这些信任与希望没有得到证实。
在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表现得比它的与半封建经济政治关系纠缠在一起的俄国变种更有活力，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注意到这种情况，列宁在自己最后的几部著作中对对立的社会体系长期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作了科学论证。
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以对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发展可能性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为前提，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认准了这种新的评价。
关于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理论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结论是对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的正确总结，它对现代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适用，在这些国家消费资料的生产（其中包括服务型工业的发展）几倍于生产资料的生产。
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在历史上暂时存在的剥削制度，确定上述事实并不是说对这一理解产生怀疑。
莫如说这些事实是证明了现代文明向将要借助改造经济关系而彻底结束剥削与贫困的社会的接近。
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进行着这种变化。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分析，使得在不断发展着的哲学思维以及它所具有的直到不久之前马克思主义者还未予以重视的问题的背景下，重新考察对待当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态度以及对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派别加以区分，成为必要。
首先必须考察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因为，不对我们的著作中在这个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加以重新考察，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作出认真的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它与哲学以及整个科学的关系如何？
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特殊”
形式。
我强调“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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