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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执政党，它们表达劳动群众的利益，在劳动关系、税收、社会保险、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现其社会纲领。
保守党在成为执政党后，通常也不能消除这些社会纲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丧失稳定自己政权的机会。
这一点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不久前，苏联研究者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它们在夺取政权后，否认“剥夺剥削者”
的必要性，进而成为与资本家阶级妥协的拥护者。
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当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因此就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立阶级之间妥协的必要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阶级斗争根本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妥协。
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实质上是为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妥协而斗争。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可能不是简单地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而是从资产者那里购买。
这不是阶级妥协的方针吗？
前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暴力革命问题的态度，现在我们对这个研究进行一下总结，我们无权轻视他们在观点上进化的事实。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道路的起点上认为暴力革命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后来在思考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结束的进程中出现的历史前景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逐渐承认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即承认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
因此，这里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的两条可能道路，而且劳动者的民主成就越显著，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就越有可能。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社会民主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论断。
这些党派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某种遥远的、渺茫的未来，而是看作一组社会纲领，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实现或者处在实现的过程中。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是可能的，他们因此至少在这方面是“民主社会主义”
的创始人，这是现代社会民主党主要的纲领性的方针。
列宁以及他所创造的布尔什维克党从来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问题的观点有所演进。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顺便提到了上边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即在英国和美国，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是可能的，他把这个说法看作是对决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的限制，这个限制将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彻底消失，特别是因为英国和美国“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
[148]。
根据列宁的意见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说法所针对的那个19世纪，英国和美国是远比它们在20世纪更加民主的国家。
这是个完全错误的观点，它与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
的观念有关，这个时代被解释为全面镇压民主、全线反动的时代。
这个观点明显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大规模的社会民主党派，即所有的19世纪不曾有过（或者几乎没有过）的东西，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取得的毫无疑问的民主成就。
所以，把“帝国主义时代”
想象成拒绝前一时期的民主成就，这就意味着把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某些特征绝对化，对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化当中的巨大作用明显估计不足。
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提到马克思关于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的说法时，列宁对恩格斯类似的说法只字未提，其中的某些说法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
因此，读者必然会产生一个错误印象，这只是马克思的单一的一个说法，它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整个体系没有有机联系，更不用说这些观点的发展了。
这种对待问题的片面立场（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导致武断的论断：“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149]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列宁坚信，社会变革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实现，如何解释这个信念？我认为，可以用俄国的状况来部分地解释之。
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沙皇制度，它压制任何民主改革的企图，甚至最有限的改革。
在俄国孕育成熟并在上世纪初爆发的革命当然只能是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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